《史學月刊》是新中國創辦的最早的史學專業期刊之一，已經有過將近65年的辦刊歷史。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是辦刊歷史上發展最好的時期。認真總結30年來的發展道路，并廣泛聽取學界同仁的批評和建議，將會為本刊的未來發展提供一個新的起點。

　　一 本刊發展的三個階段

　　《史學月刊》原名《新史學通訊》，由中國新史學會河南分會主辦，河南大學校長嵇文甫先生、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郭曉棠先生和史地系主人黃元起先生于1951年1月共同發起創辦。1957年改名《史學月刊》。本刊的發展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51年1月至1956年12月，為《新史學通訊》時期。該時期，本刊為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確立和發展，作出了貢獻。解放初期，如何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是史學界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新史學通訊》的創辦者，嵇文甫、郭曉棠、黃元起都有早年參加革命的經歷，較早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以，他們就以《新史學通訊》為陣地，肩負起了在新中國史學界普及馬克思主義的莊嚴使命。青年學著張越曾經撰寫過《< 新史學通訊>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專題論文，他說：“《新史學通訊》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貢獻，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導地位的確立和發展。《新史學通訊》所取得的成就和反映的特點，從一個側面為十七年的史學研究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新史學通訊》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影響和教育了一大批渴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史學工作者。”

　　第二階段，1957年1月至1966年9月。這是改名《史學月刊》后的初期階段。1956年下半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完成和第二個五年建設計劃的開始，《新史學通訊》編輯部的同仁們，深受社會形勢的鼓舞，根據編委孫海波教授的動議，決定把刊名改為《史學月刊》，以便擴大版面，豐富內容，更好地擔負起繁榮社會主義史學的任務。刊名的改變，意味著刊物編輯宗旨的變化。在《新史學通訊》時期，普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交流歷史學習和歷史教學的經驗和體會，解決歷史教學中的疑難問題，是刊物的宗旨;改名《史學月刊》意在加強刊物的學術性，要辦成真正的專業學術期刊，使之成為繁榮歷史科學的一個重要陣地。

　　這一時期，特別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刊物辦得很活躍，組織了不少重大問題的討論，表現了刊物主辦者的學術敏銳感和洞察力。譬如60年代中國史學界關于歷史主義的論戰，一般人認為是發端于翦伯贊1962年的《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其實，《史學月刊》早在1960年就組織了關于歷史主義問題的專題討論。本刊1960年第7期發表了4篇專欄文章，專題討論歷史主義問題，并配發“編者按”說：“歷史主義問題，我們認為是歷史科學工作中一個重要問題。而討論現在剛剛開始，因此本刊決定把開封師院討論中不同的論點選擇幾個發表出來，目的在于拋磚引玉，把這個討論廣泛的展開。通過討論，清除在這個問題上的糊涂看法、錯誤觀點，把歷史科學研究向前推進一步。”同年第9期，又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哈爾濱師范學院、武漢師范學院三位作者的關于歷史主義問題的專欄文章，把討論引向深入。蔣大椿先生在《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研究》一書中評論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河南歷史學界最先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相結合，并組織了關于歷史主義問題的專欄討論，對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和階級觀點的研究作出了貢獻。”

　　這一時期的《史學月刊》，為培養當代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隊伍，起到了很大作用。當今不少史學名家，青年時期都在《史學月刊》發表過文章，也有不少學者的處女作發表于《史學月刊》。原貴州大學校長吳雁南先生在80年代曾撰文談《史學月刊》對他的影響：“我從事中國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來自它的鼓舞。幾年之間，先后發表拙著十篇。這對于一個剛剛踏入史學門檻的青年人來說，自然是很有力的鼓舞。我想，現在中年的史學家，在五十年代，一定有不少同志和我一樣，是從《史學月刊》吸取營養、受到鼓舞的。”

　　第三階段，即1980年復刊至今，30多年的歷史。這一時期，是《史學月刊》發展史上的最好時期。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學術界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史學月刊》也終于在停刊14個年頭之后獲得了新生，于1980年7月正式復刊。當時由于經費的原因，暫定為雙月刊。復刊后的30多年，是我刊自創刊以來最為穩定的發展時期。第一階段中，1952年曾因主辦者下鄉參加土地改革運動而短暫停刊;第二階段中，因大躍進之后的政治形勢沖擊，從1960年10月至1964年6月，停刊三年零九個月，辦刊的道路異常曲折。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史學月刊》獲得了穩定而快速的飛躍式發展。

　　復刊以來，根據國內歷史科學發展的需要，刊物版面和發稿量逐漸增加、擴大，頁碼由96頁，改為120頁，再改為大開本152頁，直至2002年恢復月刊，現在每年出版12期，每期136頁，年發文量300萬字，成為國內史學界發稿量最大的專業學術期刊。

　　1997年，本刊的辦刊宗旨作了新的調整，確立了向史學大刊和史學名刊邁進的工作思路。1980年復刊時，本刊確立的辦刊宗旨和編輯方針是：堅持原有的“立足河南，面向全國”的特點，把《史學月刊》辦成一個歷史專業的學術性刊物;進行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為實現我國四個現代化，為繁榮和發展歷史科學，為培養青年史學工作者服務;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各抒己見，自由討論，探求真理，活躍學術空氣。1997年，我們改變了原來 “立足河南，面向全國” 的辦刊思路，提出要把《史學月刊》辦成名副其實的全國性學術刊物的目標。根據這一目標，我們提出了廣泛加強與學術界的聯系，爭取一流作者;重視重大選題，放開文章字數限制;追蹤學術發展，創設學術欄目，按欄目上文章;拋棄地方刊物觀念，確立真正面向全國、完全以學術水平定取舍的無偏見選稿原則等工作思路。并根據建設全國性學術刊物的目標，改善編輯部的工作規范和編輯技術規范，使編輯部的各項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在辦刊方向調整之后，刊物的學術水平與學界的影響力，有了明顯的提升，目前基本上實現了將《史學月刊》由一個地方性刊物，提升一個為學術界廣泛認可的、有自己辦刊風格和特色的大型學術刊物，成為國內史學的一方重鎮。

　　二 《史學月刊》的辦刊理念

　　2001年《中國新聞出版報》曾發表一篇評論《史學月刊》辦刊理念的文章，將我刊的辦刊理念歸納為“詮釋歷史的求是精神”、“追隨時代的求新精神”、“培養新人的責任意識”、“打造名牌的品牌意識”四句話，它大體上反映了我們對刊物發展的理性訴求。如果要我們自己來總結的話，我想，有幾個方面是我們幾十年來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或者說就是我們的辦刊理念。

　　1.在處理學術刊物與學術發展的關系問題上，我們主張學術刊物應當承擔引領學術發展的責任，要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

　　我們認為，學術期刊不僅僅是發表學術成果的陣地，不是被動發表文章，而應該有一種主動的歷史擔當，那就是要承擔起引領學術發展的歷史責任。2002年，我刊發起并主辦了《史學期刊發展研討會》，中心討論史學期刊在社會轉型時期的歷史使命及其在歷史科學發展中的作用問題。這個議題以及發起此次會議本身，就已經體現著我們的辦刊理念。在這個會議上，我們提出在當今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時期，中國史學期刊除了正常刊出歷史科學研究的新成果之外，應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三大任務，發揮引導、規范和推動歷史科學發展的積極作用。在當時條件下，我們提出的三大任務是：促成并加快史學研究范式的轉變，建設與新的歷史時代相適應的新史學;培育并確立歷史學科領域中的科學的學術規范;在歷史科學學界倡導并樹立健康的學術風氣。完成這三大任務，實際上就是我們辦刊的指導思想或努力方向。

　　我們深知，編輯不可能比學者更高明，刊物主辦者不能對學術指手畫腳，但是，就學術發展的狀態說，單個人的研究，總是處于散在的狀態中，而眾多研究成果的集散地，則毫無疑問會呈現一種風氣;而這種風氣會在學術傳播的同時，影響著整個學術群體。所以，刊物的主辦者，在引導學術風氣、規范學術秩序、形成學術趨向等方面，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2.在選題原則上，我們堅持貼近現實、服務時代的學術取向

　　所謂選題問題，包括我們制定的選題規劃，和對一般作者來稿的選擇兩個方面。我們以為，史學和任何學科一樣，都有一個如何體現社會功能和發揮社會作用的問題。毛澤東曾倡導要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的行動的向導”。胡喬木也曾發表過類似這樣的精辟見解，他認為：“歷史科學滿足政治需要的正確理解應當是，歷史向社會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學研究的成果，而社會和政治則利用這種成果作為自己活動的向導。”我們的歷史研究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著現實人類提供歷史活動的資鑒。所以，我們的稿件選題，應該貼近現實，服務于現實，當然而不是影射現實。

　　本著這樣的理念，我們這些年在刊物的欄目設計上，稿件的采集上，很好地突出了歷史科學的現實感。我們最近一些年所設立的“筆談”欄目，選定的筆談題目都是和現實社會和當代學術熱點緊密相關的問題。比如，我們從2003年以來所設置的《20世紀中國社會轉型筆談》欄目，至今已出版四期，發表了彭明、魏宏運、張晉藩、王檜林、郭德宏、王建朗、李良玉、朱漢國等15位學者的文章，研究20世紀中國的社會轉型，為今天的社會轉型提供了很好的歷史借鑒，在學術界也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2006年第六、七期連發的兩組“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筆談，發表了李文海、耿云志、李喜所、鄭大華、宋志明、史革新、李翔海、胡偉希、馬勇、王先明、郭雙林、張昭軍等12位學者的文章;2008年第3期發表的“封建譯名與中國封建社會”筆談，發表了馮天瑜、李根磻、吳承明、瞿林東、郭世佑、黃敏蘭等學者的文章。這些文章以及這些討論話題，既有很強的現實感，也有很強的學術性和思想性。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為了總結30年史學的成就和發展，我們對30年史學研究進行了系統總結，并策劃了重大選題，在固有的史學評論欄目里，發表關于30年史學的系列評論文章，邀請國內各史學研究領域的一線學者，對30年史學進行總結和反思。現在已經發表了沈長云、李喜所、張國剛、李劍鳴、朱漢國、侯甬堅、王先明、孟廣林、王曉德、彭南生等一批優秀的中年學者所撰寫的評論文章。這個評論計劃持續到2010年上半年，用兩個整年24期約40篇文章100多萬字的規模，系統而較為全面地總結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史學的深刻發展、巨大變化和空前繁榮，并為今后的史學發展提供理論、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的有益借鑒。服務社會，貼近社會，既使史學研究發揮了強大的社會功能，也使我們的刊物顯得富有生機和活力。

　　3.在選稿原則上，我們堅持解放思想、鼓勵爭鳴，重視原創性、思想性，以稿件自身價值為唯一依據的基本理念

　　解放思想，創新學術，是發展學術的基本理念。我們選稿，在堅持基本政治原則的前提下，鼓勵作者大膽創新，特別重視有重大創新見解的論文，充分尊重作者的學術自由。1980年下半年復刊，在復刊的第一期上，第一篇文章就是《歷史發展動力問題討論述評》，抓住了當時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有重大爭議的話題。1981年第2期，我們刊發的田居儉的《應當對中國封建主義加強研究》、肖黎的《試論我國封建社會的改良》、董楚平的《封建社會中農民的平均主義究竟包含哪些內容》、鄭炎、湯可可的《太平天國本不是一次婦女解放運動》等論文，在當時都是頗有思想棱角，容易引起爭議、帶有思想解放傾向的論文。可以說，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刊物一復刊，就有著推動學術爭鳴、倡導學術創新和思想解放的強烈訴求。

　　最近十多年來，我們更加注重學術的創新性、思想性、原創性，也更加注重學術的規范性。我們制定的審稿要點如下：

　　(一)注意政治傾向，不出現與黨和國家現行政策相沖突的問題，不出現有違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觀點;

　　(二)有關民族、宗教方面的選題，要特別慎重，拿不準的要報出版行政部門審批;

　　(三)主要關注點在于學術創新方面，文章的基本觀點必須是作者獨到的學術創新，在基本觀點上與他人雷同的不予采用;

　　(四)關注選題自身價值，主要把握原創性選題、重大選題、爭鳴性選題幾個原則;

　　(五)注意解決問題的完整性;

　　(六)注意論文的材料基礎，新材料的占有與資料的豐富性;

　　(七)注意學術規范方面的問題，包括研究規范(問題意識、相關研究狀況的把握、解決問題的思路與方法等)和寫作規范(包括學術史內容與注釋規范等)兩個方面;

　　(八)注意論文所反映的學術道德問題，是否存在抄襲，商榷性文章是否對商榷對象有足夠的人格尊重，是否是在學術的層面與對方展開討論;

　　(九)注意文風及語言文字的風格和水平。

　　審稿要點很好地體現著我們的辦刊理念。這些年來，社會上的不正之風越來越嚴重，已經侵蝕到了學術領域，在選稿問題上也滲透進來多種學術以外的因素。我們堅持自己的辦刊理念，在選稿中，不考慮學術以外的其他因素，學術性是唯一的選稿標準。正是如此，才較好地保障了刊物的學術質量。

　　4.培養史學青年是我刊自創刊以來一以貫之的辦刊理念

　　本刊在《新史學通訊》階段，創辦者嵇文甫先生稱它是“四小刊物”。所謂“四小”，就是小刊物、小文章、小問題和小人物。1957年改名《史學月刊》之后，雖然刊物宗旨有所變化，已經改辦成純粹的專業學術刊物，文章也不再是小文章，不再是小問題，但從某種程度上說也還是小刊物，因為按照社會上流行的“官本位”的刊物分層法，我們是屬于地方性刊物或省級刊物;作者隊伍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小人物。可以說，從我們這個刊物中走出來的史學新人是比較多的，培養史學新人是我們多少年來的基本理念。和國內的幾個史學大刊比起來，青年作者多，富有銳氣或朝氣，對于普通讀者具有親和力，可能是我們這個刊物的特色之一。

　　根據對本刊2001～2005年發稿情況的統計，45歲以下作者的發文量，占61.6%;在讀博士生的論文占發文總數的18.9%，將近五分之一;甚至在讀碩士生的文章，也占到3.3%。這些數據說明，我刊在選稿中不存在對青年學者的歧視或無視，并特別重視對青年學人的扶持。上海華東師大的青年學者李孝遷，讀博期間，就在我刊2003年、2004年連續發表兩篇文章。至今，短短幾年時間，我們發表了李孝遷的4篇論文。這些都是以其稿子的質量為基礎，不雜有任何其他因素。李孝遷在我刊發第一篇文章時26歲，我們沒有因其年輕而不予重視，并且連續兩年采用他的稿件。這給了年輕人的成長以極大的鼓舞和激勵。

　　以上是從幾個方面對我們辦刊理念的簡單總結。以往，在一些場合談到我們的辦刊宗旨的時候，我們曾說過四句話：“以繁榮學術為己任的高品位價值追求，以培養青年為目標的前瞻性戰略眼光，以學術水平定取舍的無偏見選題原則，以有益社會為宗旨的大效益辦刊方針。”這四句話，實際上也是對我們辦刊理念的典型概括，是我們《史學月刊》編輯部同仁的不懈追求。

　　三 改革開放后《史學月刊》的發展

　　《史學月刊》已經走過了六十多年的歷史，而以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歷史最為突出，是我們發展的繁榮和鼎盛階段。

　　1.我刊發展成為國內發稿量最大的歷史學專業期刊

　　1980年刊物恢復發行的時候，由于經濟上的原因，暫定為雙月出版。2002年，在高校擴張性發展的背景條件下，在學校保障有充裕的資金支持的前提下，我們暫定雙月發行，22年之后，恢復了月刊。目前，我們是國內唯一的按月發行的歷史學學術研究性刊物，而且，每期136頁，25萬字，全年發稿量300萬字，是發文量最大的史學專業刊物。

　　發文量的增大，使我們有條件發表一些重大的學術選題而不受字數限制。目前我刊的稿件，沒有在字數方面對作者進行刻意限制，完全根據選題的需要，有話則長。在近幾年發表的文章中，最長的四五萬字的，二萬字的稿件已習以為常最為常見。如今年第一期上同時登載的張國剛的《改革開放以來唐史研究若干熱點問題述評》一文，45000字;李劍鳴的《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美國史研究》一文，36000字;沈志華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眼中的中國》一文，36000字。這些文章很有份量，都產生了很好的影響。李劍鳴的文章，已經被美國研究所選定，作為向國際史學界介紹新時期中國的美國史研究的代表性文章譯成英文。大問題，大文章，提升了刊物的學術質量。在有了學術質量之后，最近幾年我刊的復印率、引用率也一直保持了國內同類刊物的領先水平，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市圖書館聯合會搞的“全國中文核心期刊”的統計數據中，在南京大學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CSSCI)”統計數據中，本刊的引用率都名列前茅。

　　2. 刊物的欄目設計及學術風格

　　文革后復刊的《史學月刊》，承繼文革前嚴謹、樸實之文風，編排簡單，因發稿量小也無欄目設計。后來逐漸標注欄目，但沒有按文章的學術屬性分類，簡單地分為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世界歷史等幾大塊，有時增加歷史人物、地方史志、青年論壇、教學研究、教學參考等欄目，文章篇幅限定在8000字左右。

　　1997年開始，實行按欄目上文章，根據學術發展的實際情況，設定了一些常設欄目，保持至今。基本的欄目有：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史學評論，專題研究，社會經濟史研究，城市史研究，鄉村史研究，電腦與史學應用，新資料發掘與研究，學術史研究，當代史學家研究、學者訪談錄等。不定期上一些專題筆談。

　　根據當代史學研究的實際狀況，我們特別提倡史學理論、史學評論、社會史研究、學術史研究，優先考慮這些方面的選題;而這些選題，也構成了我刊的基本風格。在稿件篩選的過程中，主要看重論文的原創性、選題的意義和份量、論文的方法論特色等幾個方面。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本刊在編輯校對、版式設計、注釋格式等方面，也形成了一整套技術規范和自己的特色。特別是校對，我們一直堅持廠內一校，編輯三校、外校一校、作者一校的校對制度，確保了刊物的編校質量。在歷年的省出版局期刊評定中，都獲優秀期刊稱號。在學術界同行中，本刊也因編校精良而得到普遍贊譽。

　　3. 刊物學術影響力統計

　　最近10多年來，本刊一直保持較高的復印率和影響力。茲介紹有關的統計數據：

　　根據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圖書館期刊信息檢索中心的統計：2003年以來，在全國二三千種被轉載期刊中，我刊的轉載量，一般排前20名之內;最高的2006年，排名第七位。

　　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的復印量排名，2002年以來，我刊在歷史地理類刊物中一直名列第一。

　　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高校圖書館期刊工作研究會共同主持的“中文核心期刊”評審，按發文量、復印量、復印率、引用率、影響因子等多重要素評定、篩選。我刊在歷史學類核心期刊的排名，2000年排第7名，2004年第5名，2008年第4名，2011年第3名，位次逐年遞升。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計量與科學評價研究中心評定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2004年我刊位列歷史學類第7名，2008年位列歷史學類第6名。

　　目前國內流行有各種五花八門的核心期刊的評定，我刊都填列其中。這也說明，無論按什么指標進行測算或評定，《史學月刊》的學術水平都是可以得到認可的。也正因為如此，目前全國各高校歷史系，大都把在《史學月刊》發表論文納入了他們職稱評定和工作量考核的評價體系。

　　2003年和2005年，在全國期刊評獎中，《史學月刊》榮獲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第二屆國家期刊獎百種重點期刊”和“第三屆國家期刊獎百種重點期刊”，標志著我們在國內期刊界的影響和地位。

　　2011年3月，在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頒獎典禮上，我刊副主編郭常英編審獲得“優秀出版人物獎(優秀編輯)”(本屆政府獎首次設立期刊獎)，這是第一次在優秀出版人物獎中對優秀編輯給予表彰。

　　2011年5月 ，入選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期刊，該刊也是目前河南省唯一一家入選期刊。形勢，我們也取得了一定的進步，獲得了不少榮譽，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這是我們最感欣慰的地方。但是，距離我們承擔的歷史責任，距離我們的目標和任務，甚至和一些兄弟刊物相比，我們還有很大的差距。今后，我們將在學術水平、編校質量以及和學術界的聯系諸多方面，爭取有更大的提升

　　2012年6月，入選國家社科基金第一批學術期刊資助名單。

　　2015年9月，榮獲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百強期刊”稱號。

　　改革開放30多年，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好的時期，也是《史學月刊》創刊以來最好的時期。憑借改革開放的大好和改進，使之真正成為國內史學的大刊、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