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輿論中公眾情緒的表達可以分為兩個向量，一方面媒體及微博用戶利用社會影響力，以情緒作為手段動員公眾參與，調動公眾對社會及事件的愛恨情仇，以增加事件的社會影響力;另一方面，在轉型期的中國，微博又是情緒表達、情緒發泄的途徑之一，公眾通過情感抒發，把淤積的社會情緒排解掉。

　　摘要：文章以臨武瓜農之死作為個案，考察了微博輿論中公眾情緒的形成與傳播的框架。文章認為，公眾情緒作為集體行為與社會抗爭的重要因素，在微博輿論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公眾通常話語共意、身份共意、情感共意等方式，構建起情緒傳遞的框架。

　　關鍵詞：期刊論文發表,微博輿論,臨武瓜農,公眾情緒,傳播框架,話語共意,身份共意

　　一、集體行為中的情緒

　　集體行為是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關注的重要議題。法國思想家勒龐對法國大革命中群眾的非理性心理進行了系統的闡述，他認為，作為個體的人并不相同，一般來說，個體都是理性的、有教養的、負責任的，但是如果個體聚集起來就會相互影響、互相感染，最后導致互不相同的個體行為的一致性，變得非常不理性。勒龐認為，群體一旦形成，集體行為將變得簡單又夸張、沖動、易煽動，對于異見難以容忍，激進又保守，順從權威又踐踏弱者。美國著名的符號互動論倡導者布魯默(Herbert Blumer)認為，在聚集起來的公眾中，個人通常有三個特點：易信謠言、產生擴張感和非理性行為。布魯默認為，聚眾的形成過程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符號互動來進行的，這一過程分為集體磨合、集體興奮、社會感染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個體開始感覺不安并開始相信謠傳并傳播謠言;第二階段，人與人之間相互感染并在一定程度上產生某種共同的憤怒情緒;第三階段，人與人之間的感染力和憤怒情緒繼續增強，最終導致集體行為爆發。布魯默之后，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特納(Turner)也認為，集體行為的產生需要某種共同的意識形態和思想，或共同的憤恨，他認為聚眾中共同規范的產生是共同心理產生的關鍵，而共同規范的產生和符號性事件以及與之相伴的謠言密切相關。[1]62-64

　　20世紀上半葉，研究社會運動的斯梅爾塞(Smelser)認為，集體行為是由更為宏觀的社會結構因素導致的，他認為結構性誘因、結構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觸發性事件、有效的動員、社會控制能力的下降等六個因素決定了集體行為。斯梅爾塞認為上述六個因素是次第增加的，也就是說因素具備的越多，發生集體行為的可能性越大;如果六個因素都具備，那么就必然會發生集體行為。斯梅爾塞把自己的理論稱為加值理論。[1]64簡單來說，結構性誘因主要和集體行為的背景有關，比如謠言不大可能在傳統社會快速傳播，而在網絡社會就極其容易。斯梅爾塞認為，在結構性因素下，人們容易產生結構性怨恨、剝奪感或壓迫感。如同當前微博中，擁有財富和擁有社會資源的、貧窮者、中產階層、邊緣人物等等，都對社會充滿了抱怨，這并非是生活水平降低了。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人們生活逐漸富裕，但是這種結構性怨恨還廣泛存在，相對剝奪感或壓迫感還在。一般化信念是人們對某個特定問題產生的原因及其解決途徑產生的共同的認識。比如人們認為某些公共事件的根結在某個人或者某種制度，人們就容易團結起來一致行動。而觸發事件則是集體行動產生的導火索。當前產生一些微博事件，不管是自然災害還是公共事件，很容易引爆輿論，主要原因是公眾借助這一事件來表達對某一現象、某一制度集聚已久的情緒。斯梅爾塞認為，在運動動員中領導的權威、有效的策略和快速的信息傳遞是社會運動動員的關鍵。

　　集體行為的參與者往往都是非理性的，情感在集體行為的形成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這是傳統集體行為理論的基本假設。當然，研究者也指出，在社會運動中，參與者總會表現出生氣、哭泣、義憤、咆哮等與體內激素水平相關的情感性行為，但是這些情感性行為能否主導一個社會運動的發展，還要取決于該運動的組織力量。 [1]68-70研究者清醒地認識到情緒情感并非是集體行為的唯一力量，正如當前微博事件中公眾的表達不能完全看作是情緒性表達一樣，這其中還具有理性的聲音、冷靜的思考。

　　二、 公眾情緒作為抗爭方式

　　隨著微博的快速發展，通過微博形成集體行為并進行社會抗爭的現象越來越多，例如寧波PX事件、夏俊峰事件、唐慧案、江蘇啟東事件等。同時，一些微博事件看似沒有體現直接的社會抗爭，但是關涉公共事件，公眾的社會參與與批判也是對當前社會、現象的抗爭，對自己所處社會環境與個體生存狀態的抗爭。比如微笑局長、表哥、房姐，郭美美事件、7・23動車事故、廣東佛山小悅悅事件，微博打拐、長春嬰兒隨車被盜，南京梧桐事件、霧霾、洛陽性奴、紅十字會等。這些微博事件無不體現公眾對當前社會生態、政治行為、生態環境、經濟狀態等不滿，公眾通過微博參與，在社會抗爭中，微博輿論中公眾情緒的表達起著重要作用。

　　網絡集體行為的發生，是一個情感動員的過程。情感，不是簡單的社會動員資源或者工具，而是社會斗爭的動力。[2]從通過微博進行社會抗爭來看，抗爭大都是自發的，這和傳統的社會動員以及集體行為并不相同。公眾通過自發的聯合、結盟，只依賴微博這樣的渠道形成共意性話語與行為，就能完成一次網絡抗爭。甚至這些聯合的產生“通常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來主導，沒有計劃，沒有領導人”，只是依借大眾媒介的“話語”作用來實現聯盟成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途徑。[3]150

　　首先，情感作為道德力量發揮作用。林郁沁認為， “情”的概念有著漫長而復雜的歷史，在帝制時代，情可以作為理想社會中人際關系的基礎，也可化為擾亂社會和睦的自私沖動。作為一種曖昧不明的力量，情感能恰當地約束和規訓，有著比法律更具有道德優越性的力量。不少研究者關注到，相比于其他國家，中國更是一個講“情”的國家，林郁沁通過對施劍翹復仇案的考察也發現，通俗的煽情渲染已經彌漫著整個市民消費文化。[4] 　　微博誕生后，以底層敘事為主要特征的公眾情感開始受到重視，媒體和政府機構等在“關注民生”的背景下，通過構建底層生存狀態，發掘微博中邊緣人的生活情形，來進行底層敘事。從整個背景來看，當前“情”在微博中占據了很大比重，不少事件都是圍繞“情”展開，“情”成為網絡道德權威的基礎。微博語境下，情已經作為消費時代的消費對象，過度地成為人們生活中的議題。比如前述的唐慧案、夏俊峰案，以及河南蘭考縣的“愛心媽媽”袁厲害事件等，都受到了情大于理的關注。

　　這種道德上的情感力量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1949年中國共產黨通過武裝斗爭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權，6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雖然也經歷了曲折，走了彎路，但是總的來說取得了經濟建設上的重大成功。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隨著政治的穩定，經濟、文化、社會建設取得了飛快發展。但是和西方比起來，中國還沒有實行全民選舉制度，政府行為法律化程度也不夠高，因此，民眾的政治情緒對國家治理具有重大影響。如果說過去公眾的政治情緒表現得不夠直接、不夠快速，影響不夠大的話，微博等網絡媒體誕生后，公眾的參與渠道變得順暢，左右政治行為的情緒也擁有了傳播的載體。而面臨社會轉型的中國，貧富分化、城市拆遷、環境污染、政治腐敗以及醫療、教育、住房、食品安全等，都“突然”成為公眾關心的議題，這些議題爆發的原因與解決的路徑，很容易被歸結到政治行為上，并最終指向政治體制。因此，公眾進行道德情感判斷、表達，成為公眾政治參與的方式，也成為國家發展的規制力量。

　　其次，情感作為微博交往的橋梁。微博的影響力來自關注、轉發、評論，只有其他微博用戶關注了，微博主發布的微博才能被轉發，獲得評論，并有可能被轉發后再次得到第二級、第三級甚至多級傳播。而要獲得關注、轉發和評論除微博用戶的自身屬性――包括職務、單位、職級、聲望、年齡等因素外，還需要微博生產的內容獲得認可，要讓關注者感覺“有價值”。從內容上來說，除一般休閑娛樂信息外，能得到大多網民關注的，是對當前社會問題的輿論監督，監督議題的傳播，很多時候依靠的是附帶批判情緒的內容。微博主與關注者、傳播者通過轉發、評論表達相同或相近的價值觀，從而進行一次人際交往活動，如果雙方 “情投意合”，還有可能“互粉”成為朋友。

　　從網絡媒體的發展歷程來看，web1.0時代，互聯網只是作為信息的存儲和提取的工具，網友之間的互動與交流以及通過互聯網表達情緒進行政治參與還不大現實。Web2.0時代，網絡技術的變革給公眾參與社會抗爭提供了很好的渠道，一方面，以微博為代表的交流工具是原子式的、裂變的、多向的交流結構，公眾可以通過互相交流使共同關心的議題產生指數式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溝通的便利性使具有相同價值觀或社會地位、經歷的網民產生情感共鳴，從而產生一種團結的“公眾”的感覺，并且通過“我們”來完成公共事件的參與，通過社會抗爭的方式，最終完成利益訴求。

　　第三，作為社會抗爭的情感并非全是非理性的。歐洲的社會運動者們認為，人是嵌入社會的，社會文化因素決定了人的情感、價值觀念、價值取向，但是相對來說，社會文化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是人們有意識建構的產物。因此，怨恨、不滿等不是當作被給定的，這些情緒必須在一定的文化、公共話語、社會結構中得到解釋。因此，應該辯證地看待微博輿論中的情緒因素。微博為當前社會的情緒疏導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對國家治理具有收集輿情、處理輿情的作用。另一方面，情的表達具有社會結構因素，需要在社會結構中找原因，并妥善解決之。但在傳統研究中，以不滿情緒狀態為基礎的分析模型，因忽視了社會結構而難以對抗爭行動進行較為有效的解釋。因此，在分析社會抗爭時，需要對情感的動力機制進行個人層次的分析和社會文化層面的分析。[5]82-83

　　如果把社會文化的宏觀層面納入進來觀照微博輿論中的情緒因素，可以發現，當前微博發展火爆，并和國外的社交媒體有所不同。趙鼎新認為，影響社會運動的宏觀結構有三個：變遷、結構、話語。“變遷”通常是指人口變遷、外來思潮入侵等引起的各種社會變化。而“結構”包括國家的結構及其行為方式，社會結構及其社會行動者的結構性行為。“話語”，一般包括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參與者的認同、口號或話語策略，以及塑造運動話語的文化等。[1]23從中國的社會現實來看，中國正面臨外來思潮的大范圍影響、國家結構面臨質疑，以及話語權的轉變等情況。而這些統統反映在微博上，從而塑造了微博的影響力。

　　三、情感抗爭與湖南臨武瓜農之死

　　1.事件來龍去脈

　　2013年7月17日上午，有網友在微博爆料稱湖南省臨武縣蓮塘村瓜農鄧正加在縣城文昌路橋頭賣西瓜時，被城管暴力執法毆打致死，老婆被打住院。17日下午臨武縣政府網站發布消息稱，臨武發生一起群眾意外死亡事件，臨武縣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工作人員在執法過程中，與南強鎮蓮塘村村民發生爭執，村民鄧正加突然倒地死亡。

　　由于微博消息與官方消息內容迥異，網友開始廣泛關注，隨著警察“搶運尸體”、停電、毆打記者等消息不斷爆出，微博開始持續發酵。特別是發生在2013年7月18日凌晨的搶尸事件，讓輿論一片嘩然，傳統媒體也不斷地跟進報道。在家屬和輿論的壓力下，7月18日下午郴州市公安局法醫對鄧正加進行了尸檢，遺體檢查發現，鄧正加頭部、軀干、四肢等部位有軟組織擦挫傷。通過解剖檢驗發現，鄧正加左前額、左顳頂、枕部頭皮下血腫，顱內見廣泛性蛛網膜下腔出血。

　　2013年7月19日，臨武縣公安局對城市管理執法人員廖衛昌、袁城等人涉嫌故意傷害案立案偵查。當日下午，臨武縣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賠償鄧正加家屬各項費用89.7萬元。2013年12月27日，經湖南省永興縣法院審理，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涉事城管廖衛昌有期徒刑11 年，袁城、駱威平、夏際玉有期徒刑6年、4年和3年6個月。

　　近些年，城管和小販之間的沖突與對立，儼然成為社會沖突的重要表現形式，也成為大眾傳媒和微博話語中的重要議題。從社會沖突的角度來看，這次瓜農之死只引起了小規模的實質性的社會沖突，除了家屬、“幾百個蓮塘村村民趕到現場圍住遺體”、“上千名群眾堵住了臨武大道文昌路口，交通一度癱瘓”，搶尸過程中有官民對峙行動等[6]算是實質性行為，對于一般的網友來說，并沒有機會參加進來，更多的則是在微博上予以線上輿論支援。這不影響我們觀察事件的公眾情緒及其集群行為，因為話語也是行為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個集體行為的中心因素。 　　2.瓜農之死的情緒傳遞

　　7月17日，新浪微博注冊名“小純就是小純”爆料稱“湖南城管圍毆瓜農，老人拼死搶下胸牌”的信息受到了很大關注，其中鄧飛評論并轉發了微博，由于鄧飛有400多萬的粉絲，加之其他人的轉發，網民關注熱情持續高漲，后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也介入此事，事件一時廣為傳播。

　　從內容上看，這則信息建構了幾對道德沖突，從情感上給人以震撼。首先是城管與瓜農，正如前述所言，城管與小販之間的沖突，已然成為當下中國強權與弱勢沖突的縮影;其次是“城管圍毆”與“老人拼死”，作為強勢一方的城管用“圍毆”的方式對處于弱勢的瓜農進行襲擊，已是令人憤慨，而年老體衰的老人去“拼死”搶奪胸牌，成為弱者對強者抗爭的典型。從話語分析來看，兩組對立給人以強烈的沖擊，使不同階層的人不由生出情同心理同感的情感聯系。

　　大衛・休謨在《人性論》中對人類情感的來源作了考察，他認為人的情感分為兩類，一類是像善惡、痛苦快樂這樣的直接情感，一類是產生于相同原理，由其他性質結合而成的間接情感，“同情” 理論就是間接情感的典型。休謨認為，同情是人類的一種心理傾向，是對快樂和痛感的分享。當我們獲知鄧正加被城管打死、老人“拼死搶牌”時，對于正常人是難以接受并心生憐憫的。設身處地地想想，一個鮮活的生命，只是力所能及地干糊口的賣瓜生意就丟失了生命，而這生命并不是丟給了敵人，丟給了疾病，奉獻給了祖國，恰恰只是祖國建設中，同袍相煎、同室操戈的結果，想來多么令人心痛。所以，微博和媒體不斷地跟進，譴責當地城市管理和政府部門。

　　“頭條新聞”7月18日06：06發布“湖南瓜農死亡事件多名城管被警方帶走調查”，該微博內容為：

　　昨晚9點多，湖南臨武縣公安局長證實，警方已帶走數名城管調查。據報道，事發時，死亡瓜農妻子罵城管是土匪，隨后被城管打暈，醒來后發現丈夫躺在旁邊，半小時后停止呼吸。多名目擊者稱，死亡瓜農被打倒在地，又被踢了幾腳。

　　文后附上了新聞鏈接。這則微博被轉發了18671次，評論了9749次。從評論中可以看出，不少評論充滿著或同情或憤怒或質疑、或批判的情緒。網友“趙清茶”7月26日08：43留言道：是不是該給百姓一個說法了，官官相護，明知道真相，卻永遠不該(敢，作者注)輕易拿貪官暴政動刀，究竟是在顧忌什么呢?權力?地位?財富?沒了百姓的擁護，沒了公道，留它們何用?我們要的不過是一個清明的生活，何錯之有?!微博后@了中國之聲、人民日報、CCTV今日說法、央視新聞。“殘疾的心靈”評論說：“現在國家拿著納稅人的錢去養一幫地痞流氓，傷透了老百姓的心，為什么不見施暴者露面，倒霉的是納稅人的錢，應該讓施暴者傾家蕩產賠償受害人，而不是納稅人來埋單。”(評論時間為2013-7-20 11：49)“楚天銳”評論道：“早前就勸城管狗別管理城市!讓市民自治，本來就是市民與小販的矛盾你城管狗多管閑事!工資低又要養家糊口，還要被小販罵土匪，能用最文明語言請小販回農貿市場賣瓜就不用打得你死我活了?最無助是市民不理解：你憑什么打人?農民兄弟擺街賣瓜也是正當營生，我們應該一年四季請農民兄弟擺街繁榮街道旺市。”( 評論時間為2013-7-19 20：16)從評論的時間看，大部分評論都是在微博發出的24小時內;而內容上則以直抒胸臆或者簡單的怒罵為主，有的甚至只是一個詞，一個表情，一個符號。

　　認證為時評人、作家的李承鵬在2013年7月18日21點47分發表了長微博《瓜農的中國夢》，這篇微博被轉發了226501次，評論 25098條(統計時間為2014年1月16日)。在微博正文中李承鵬寫道：“這個叫鄧正加的瓜農，不過想把瓜種得甜一些，收獲多一些，快快把西瓜賣完，好回家吃飯。這是他的中國夢。……最后，治大國如種西瓜。”在長微博中，李寫道：“一個瓜農，凌晨三點鐘摸黑起床摘西瓜，五點鐘與老伴一起裝車出發，七點鐘到達縣城擺攤叫賣，十點鐘被城管沒收了秤……五十分鐘后，太陽照得那些西瓜嬌翠欲滴，瓜農面如死灰、氣絕身亡。”“別說封建王朝貪腐了，《大明律》寫著：王府不許擅自招集外人凌辱擾害百姓，擅作威作福打死人命及強取人財物者，先行追究設謀撥置之人，攘奪財物致傷人命，除真犯死罪外余人等發邊衛充軍。” 這篇1000多字的長微博加上微博正文，引起了網民極大的情緒共振。“手機用戶2904331987”評論道：“瓜農被打死，這叫某(謀，作者注)殺，因為瓜農沒有錢，沒有勢，因為他是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和我們大多數農民一樣，是不是農民好欺負，想打就打，想殺就殺，是不是殺個農民就跟殺條狗一樣，殺了人只(之，作者注)后還說和城管發生沖突，不知道怎么就倒在地上就死了，說的是廢話，還說不知道怎么死的，開玩笑了，是不是把人殺了就可以用錢來擺平。” (評論時間為2013-9-15 16：59)由于李承鵬有720多萬的粉絲，在微博上有很高的人氣，所以對他發出的微博評論、轉發很多，微博的情緒傳遞給了很多微博用戶。在這篇長微博中，李用同情的口吻，把瓜農鄧正加之死和當前的政治行為聯系起來。就當前中國而言，隨著全球化和互聯網等新媒體的發展，鴉片戰爭前后的閉關鎖國和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間不當的宣傳政策形成的信息單一化、思維單向化、行為程式化迎來了一個反叛期。這個反叛期和當前的民主化進程，特別是國人對西方社會政治體制等的全面了解、公民的自我意識、權利意識相契合，所以，一些突發性公共事件很容易和當前的政府行為相聯系，并能得到公眾的廣泛共鳴。當公眾把鄧正加之死和政府強權聯系在一起時，底層生存和社會公平、強勢政治所造成的公眾焦慮與憤怒，一股腦爆發出來。公眾不再單純地就鄧正加事件來討論，而是把問題歸因為地方政府的行政過程和制度安排。鄧正加事件成為一個導火索，使得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與批判情緒再一次爆發，公眾不僅是同情鄧正加，還對事件背后的制度問題質疑。

　　四、微博輿論對情緒傳播的框架建構

　　1.傳播路徑

　　公眾情緒的傳播依靠一定的路徑，追尋微博輿論中公眾情緒的傳播路徑是認識、理解、引導微博輿論的關鍵。從微博輿論中公眾情緒傳播的路徑來看，主要有三類值得關注：話語共意、身份共意和情感共意。 　　話語共意是微博情緒表達的前提。話語共意也就是創造一種交流的公共話語，是網民在交流、溝通過程中，參與的各方共同賦予話語符號以意義，并借助這些符號建構起來彼此理解的橋梁，塑造對事件的共識。[5]90微博誕生后，公眾構建了很多共意話語，來傳遞相同相近的意義、價值觀甚至身份信息。公眾通過這類話語來解讀事件，通過這類話語來達到抗爭社會的目的。比如“被……”、“傷不起”、“毛線”、“雷人”等。2013年網友的造詞興趣達到了高峰，創造出 “我伙呆”(我和我的小伙伴都驚呆了)、“不明覺厲”(不明白，但是覺得很厲害)、“何棄療”(為何放棄治療，喻某人有病，需要治療)、“人艱不拆”(人生已經如此的艱難，有些事就不要拆穿了)等。這些詞語在現實生活中有時很令人費解，但是網友通過這類造詞，達到共意的目的，從而來傳遞某種意義，構建對事件的共同認識。

　　鄧正加死亡后，2013年7月18日17點05分人民日報微博發布“人民微評：臨武，你看到發酵的輿情了嗎?”

　　湖南臨武瓜農與城管沖突致死案，正在網絡空間迅速發酵。警察搶尸、記者被打、發布會推遲等消息紛至沓來，令地方政府面臨更大輿情危機。城管形象屢屢崩塌，背后是公眾對公權力越界逾矩的氣憤。如果權威信息一再遲誤，對立情緒又怎能不加劇!?

　　這則微博被轉發了39438次，評論有14508條(時間為2014年1月17日)。網友“過期狗糧_”評論道：打記者警察和搶尸縣長還有假微博怎么回事?!習總你怎么看(評論時間為2013-8-1 14：39)。評論就借助微博流行語“元芳，你怎么看?”的變體來表達意義。網友“飛快逃離”評論道：搶尸令人發指，圍觀……。借助網絡流行語“圍觀”來表達關注的力量。網友“之后2006”評論說，……有上街散步的喊我!!!(評論時間為2013-7-19 23：12)通過“上街散步”(指公開集會抗議)來表達自己的憤怒情緒。

　　除了明顯的共意話語表達情緒外，暗含的共意話語也是鄧正加事件持續發酵的原因。社會轉型期，底層公眾對社會的不公平和剝奪感有著相似的體驗，當遇到典型事件時，個體就按照既有的認識框架對事件進行解讀。由于城管與公眾的對立由來已久，加之“棒打記者”、“尸檢疑云”、“家屬封口”，令該起事件增添了神秘色彩和戲劇意味。[6]公眾通過對制度安排和公權力的濫用的批判，從而形成共同意見，這也是微博輿論能起作用的機理之一。

　　身份共意是微博情緒表達的關鍵。身份共意是公眾在信息傳播與溝通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身份特征，通過相同或相近觀點的表達達到擁有相近身份的目的。這幾年“?絲”一詞的流行就可以看作是公眾身份共意的建構過程。在微博上，不是“高富帥”的 “?絲”是人數最多的，而符合“高富帥”標準的少之又少。公眾通過“?絲”身份的建構，拉近彼此的距離。此外還有左派、右派之別，體制內、體制外之分等。比如上述人民日報微評論后，網友“lxj170”回復“光明的迷路人2012”為“五毛狗”(評論時間為2013-7-20 22：57)，“光明的迷路人2012”回復道：“五毛現在是褒義詞，作為一名自干五(指沒有組織，更多是個體行為的“五毛”，作者注)，被你說成五毛，我驕傲。有本事在邏輯上打倒我，光罵是沒用的。”(評論時間為2013-7-20 23：10)

　　身份共意的構建更有利于情緒的傳播，當網民把自己視為“?絲”、“右派”、“五毛”時，往往按照事先設定的身份特征進行發言。比如“?絲”無需太多考慮社會責任、社會地位，反正是“?絲”。這也是微博輿論中充滿憤怒、謾罵、戲謔等情緒因素的原因之一。特別是大學生群體，微博使用率高，思維活躍，但是自從大學擴展之后，大學生數量的過渡增長導致了知識相對貶值，從而引致大學生社會地位的相對降低。在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年輕學生的社會認同度，因而往往自嘲為“?絲”。這類群體是網絡集體行為的較大參與者，他們希望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甚至打破現有的生活方式、價值觀。所以，他們很容易形成共意的身份，從而掀起輿論的浪潮。

　　情感共意是微博情緒表達的基礎。情感共意即網民在面對同一公共事件時產生的相同或類似的情感。情感共意產生的前提是對公共事件的感知，作為弱勢群體的瓜農之死在情感上是令人同情的，同時，臨武縣有關部門的做法，諸如打記者、搶尸體等又引起網民的憤怒。在這個過程中，雖然網民沒有親身參與，但是通過媒體的報道，可以感同身受地體驗到當時人的痛苦以及對自身所處環境的焦慮。

　　在事件發生過程中，網民經歷了一系列的過程。首先是對臨武城管打死人的震驚，其次質疑相關部門不作為，對政府所言“倒地死亡”不信任;接著，網民通過歸因――主要是對當地政府的政治行為和制度安排，把小販之死和社會不公、政府強勢相聯系;然后通過煽情和放大的方式，形成集體憤怒。網友“長樂和永安”就在上述人民日報微博后評論道：大家快去看@L_小醬油的微博!!!真相在那兒!記者全被關了。村子被包圍了!可悲的天朝!(評論時間為2013-7-20 22：25)通過這一系列的言論，從而使網民形成一種共意情緒，或憤怒，或質疑，或失望充斥在微博之上。

　　2.功能分析

　　集體行動框架的功能分為標注功能、歸因功能和表意功能三個層次。標注功能主要強調某種社會狀況的嚴重性和不公正程度，或者通過把原先認為不幸但可能還可容忍的社會狀況，重新打上不公正和不道德標簽，并且指出這種“不公正”可通過集體行動的方式加以改變。歸因功能主要有兩個方面：診斷式歸因是對問題原因的認定，預見式歸因則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表意功能是指把相當廣泛的一系列事件和經歷連接和聯合起來，以相對統一和有意義的方式團結在一起。[3]157-161

　　在微博傳播的過程中，網民通過城管與小販之間的矛盾，標注城管的“惡”。鄧正加幾乎成為了一個符號，事發當天，圍觀的人們守護鄧正加的遺體在事發地點超過18個小時，憤怒的人群與趕來維穩的武警發生了沖突，多人受傷。雖然媒體也報道了鄧正加死亡的主要當事人――城管隊長廖衛昌“每天包辦接送五歲女兒上幼兒園”、“新的班子試圖在‘規范執法、文明執法、人性執法方面做出一些探索’”、別人評價廖是“和和氣氣的一個人、蠻溫柔的人”，[6]但是網民并不在意這些，他們把城管描繪為萬惡的人，幾乎沒有人性，人人應得而誅之。事件發生后，《新京報》微博在7月18日晚23點40分發布了一條微博： 　　56歲的湖南臨武瓜農鄧正加死了，他是光著腳離開這個世界的。臨武官方通報，他是在與城管爭執中“突然倒地身亡”。今日晚安貼，推薦大家讀一下這首網友寫于2004年的打油詩：《祖國啊!我只是擺了個小攤》。

　　這條帶長微博的微博被轉發了41900多次，評論超過8000次。網友“藤野先生在三味書屋”評論道：對了，那城管什么時候處死?我要慶祝。(評論時間為2013-7-26 09：12)網友“caomin-1”評論說：什么時候起有了城管?是什么樣的人當了城管?為什么當了城管后，人就不再是人了?是誰允許城管侮辱他人的人格，踐踏他人的尊嚴?

　　對于城管與小販之間的矛盾，網友也進行了歸因，基本都歸因于城管素質與體制的原因。網友“無關風月羊二羊”評論說，不是我對城管有偏見，十個里面有八個脫下制服就是三流混混和流氓。沒受過一點教育。(評論時間為2013-7-23 14：52)網友“北京人淡定在成都”評論道：被逼無奈才擺攤呀，zf怎么不想解決一下老百姓生活困難問題呢?你要吃飯，人家也要吃飯，你孩子上學，人家孩子也上學，你要看病，人家也要看病，你要養老，人家也要養老，你要……人家也要……(評論時間為2013-7-21 01：23)

　　同時，網友也通過這次的城管與小販之間的矛盾，聯想起以前類似的案件，甚至有網友把2013年的城管暴力執法都記錄下來。不少網友還把類似的事件關聯在一起，構建起一個國強民弱的敘事框架。[7]網友“請叫我_飛飛姐”評論說，是的，城管并沒有毆打瓜農，瓜農只是突然倒地身亡，臨時性強奸，調整式漲價，禮節式受賄，保護性拆遷，通脹型收縮，輪流發生性關系，突然倒地身亡……是的，不是城管毆死了瓜農，殺死瓜農的是西瓜。或者那個瓜農正要去毆打城管時，突然想起自己為了省錢還沒吃早餐，哦，肚子餓，很餓……然后就餓死了(評論時間為2013-7-20 08：29)。

　　參考文獻：

　　[1]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2]楊國斌.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情感動員[J].傳播與社會學刊，2009，(9)：49.

　　[3]孫瑋，陳醇.中國新社會運動中的大眾媒介社會動員分析――以抵抗艾滋病公共健康運動中的社會動員為例[C].新聞學論集22，2009.

　　[4]林郁沁.施劍翹復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與影響[M].陳湘靜，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15-16、18.

　　[5]謝金林.情感與網絡抗爭動員[J].公共管理學報，2012，(1).

　　[6]黃芳.臨武瓜農之死調查：鄧正加的11年和城管廖衛昌的12年[N].東方早報，2013-7-24[A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