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對于環境債權在多數國家破產法中并未明確規定其優先受償性，影響破產法中規定環境債權優先受償性，筆者認為有以下幾方面的可能因素。1.破產法中債權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因素破產是一種涉及多方當事人的特殊的執行程序，在破產重整、破產和解和破產清算程序中，債權人與債務人，債權人與債權人之間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種利益沖突，按照利益法學派的觀點，“權利的基礎是利益”，法的目的和任務就是利益的平衡。“法律規范人的行為主要依靠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抗衡來實現，換言之，法律對社會的功能主要是通過對利益的調整控制而實現的。本文選自《環境保護》。《環境保護》期刊簡介：環保科技刊物。宣傳我國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法制與管理，報道環境保護領域的科技成果，內容涉及污染防治技術、監測與評價、環境標準、環境經濟、環境與健康等方面，介紹國內外環保的新技術，交流各地環保先進工作經驗。

　　關鍵詞：環境侵權的因素,環境保護

　　影響破產法規定環境侵權債權優先受償性的可能因素

　　法律體現的意志背后是各種利益[4]”龐德認為“作為一種社會工程，法的目的是盡可能合理的建筑社會結構，以有效的控制由于人的本性而不可避免地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以最小的阻力和浪費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中人類的利益。為此，作為社會控制最有效的工具的法的任務就在于使人的合作本能與利己本能之間保持平衡。[5]”破產法中必須實現多方當事人的利益平衡，如果在破產債權的清償順序中過多的賦予某些債權優先性，造成的后果是一般的無擔保債權人難以受償。特別是環境債權數額往往較大，賦予其優先受償的地位無疑會對企業融資帶來潛在影響，造成交易相對人的逃逸，企業經營活動難以正常開展。2.環境侵權債權的社會化承擔方式因素影響破產法中規定環境侵權債權優先受償性的另外一個可能因素，是立法者也許考慮到環境侵權債權可以通過多種社會化的責任承擔方式予以實現，“法律對環境污染損害的調整,已由過去的單一機制即侵權民事責任制度轉變為復合機制,即在環境民事責任制度以外,又設立了環境損害責任保險制度、損害賠償基金制度等。這些制度的設立,將加害人的全部或部分賠償責任轉移給了社會,故稱之為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社會化。[6]”其中最常用到的社會化承擔方式：環境侵權責任保險和環境侵權公共補償基金，是否能夠徹底保證實現環境侵權責任呢？“環境責任保險是環境侵權行為人(即投保人)因從事保險合同約定的業務活動造成環境損害而應承擔的環境損害賠償或治理責任為標的的責任保險形式。其性質是基于民事責任的一種分散和防范侵權損害風險的法律技術。[7]”通過將投保人對第三人承擔的環境民事責任轉嫁給保險人，再依照保險的損失分擔機制，最終實現環境民事責任的社會化分擔機制。從我國當前的情況來看，單純依靠環境侵權責任保險目前無法保證環境侵權責任的實現。首先，環境侵權責任保險在我國并非強制保險，在中國現行法律法規中，涉及環境污染的強制責任保險主要是《海洋環境保護法》、《內河交通安全管理條例》、《海洋石油勘探開發環境保護管理條例》中規定的污染損害民事責任保險，并且，在上述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中，海上或內河運輸的污染等強制險是可以通過財務擔保替代的。盡管許多地方政府正在積極探索和推進環境責任保險，如2009年10月1日施行的《昆明市人民政府關于推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實施意見》，要求滇池流域2920平方公里范圍內從事生產、經營、儲存、運輸、使用危險化學品的企業都應當參與環境污染責任保險。但和交強險、旅游人身意外險由國家來推動、有相關法規可依，必須強制購買不同，地方政府的實施意見其法律依據基本上是一些政策性文件規定，據此來支撐整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的建立，仍存在一定難度。因此，推行強制環境責任保險還存在各種制度障礙，目前僅靠企業自覺投保環境污染責任保險還有相當難度，環境責任保險難以覆蓋所有企業，還未充分發揮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其次，即使購買了環境責任保險的企業，也并非能夠確定的實現責任的分攤，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害后果巨大，承保風險非常高，保險公司出于營利和控制風險的考慮對保險責任范圍具有一定的限制。“在美國的公眾責任保單和歐洲的第三人責任保單中，都含有突然和意外發生的污染，均屬于除外責任。譬如由于廢液、廢氣、廢渣等的排放和處理，空氣、水、土壤等的污染所致的人身或財產損害，都不屬于保險責任范圍。[8]”承保范圍的限制導致保險賠付率較低，又進一步降低了企業投保環境責任保險的積極性。另外，環境責任保險制度屬于限額賠償，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投保人和保險人所約定的保險金額為保險人承擔賠償責任的最高限額。因此，僅依靠環境責任保險并不能完全保證環境侵權債權的實現。環境污染損害賠償基金指“為了受害人得到及時、充分、有效的救濟，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而建立起來的，由排污者付費、政府財政撥款、社會捐助等多個渠道組成的主要用于污染損害賠償，發展環境科技等多個方面，并且具有完善的運作機制的專項基金。[9]”它是為彌補傳統環境侵權民事賠償責任對受害人救濟的不足而實施的一種社會化救濟制度，是另外一種重要的環境侵權責任社會化分擔機制。我國目前還未建立完善的環境損害賠償基金制度，僅有國務院于1988年發布的《污染源治理專項基金有償使用暫行辦法》，且該法第5條規定基金的使用范圍僅限于為：重點污染源治理項目；“三廢”綜合利用項目；污染源治理示范工程以及為解決污染，實行并、轉、遷企業的污染源治理設施。我國目前并沒有相關的污染損害賠償基金制度的立法和實踐。從環境侵權公共補償基金在國外的發展軌跡來看，即使建立了環境污染損害賠償基金，環境污染造成的侵權債權數額十分巨大，各國都面臨著環境污染損害賠償基金入不敷出的窘迫狀態，以美國為例，“迄今，EPA（美國環保局）已判定了1245處需要進行緊急凈化的地區，美國技術評價局判定有1萬處必須凈化的地區，會計檢查院判定有40多萬處需要凈化的有害廢物堆積地EPA已判定的1245處需要進行緊急凈化的地區就需要498億美元，1萬處則需四千億美元。[10]”雖然1996年美國國會修改超級基金法時，將基金總數擴大到85億美元，缺口仍然很大，遠不能滿足現實的需求。筆者認為，在設計破產債權的清償順序方面，各國破產法，特別是許多破產制度相對發達國家也許就是考慮到上述幾方面的因素，因而在破產法中回避了環境侵權債權的優先受償性，而要完全的確保實現環境侵權債權，僅通過環境侵權責任保險和環境侵權公共補償基金是難以達到這一目的的。

　　在破產法中規定環境侵權債權優先受償性的思考

　　當我們再次審視破產法中的環境侵權債權時，必須擺脫傳統破產法的思維路徑，跳脫商法對“營利”的關注，更新現代破產法的理念，認識到現代社會中不同種類債權呈現出的新特點，不僅要關注經營活動中產生的各種自愿債權人，更加要看到侵權債權所造成的深遠社會影響，并在破產法中做出相應的調整。基于破產公司環境侵權債權的特殊性，許多學者提出，應賦予其優先于普通債權得到清償的效力，筆者贊成這種觀點。考慮到環境侵權債權對環境本身造成的巨大破壞，環境污染的長期性甚至是不可逆性，以及環境污染所導致的受害人的財產、生命、健康和精神造成的損失，由破產公司承擔環境侵權責任體現了“污染者負擔”原則——應由污染者來承擔治理污染和防治污染的責任，而不應轉嫁給國家和社會，如果允許破產企業以破產免責來逃避環境侵權責任，則有違社會公平和正義。但同時，我們必須考慮到債權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因素，筆者認為以下兩種途徑可以一定程度上實現環境侵權債權人和普通債權人的利益平衡。一方面，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實行有限額的環境侵權賠償制。如1959年《匈牙利民法典》，1973年瑞典的《油污損害賠償責任法》1960年《核能領域第三方責任公約》的規定，我國《海商法》第210條的規定等。其理論基礎在于，傳統的全部賠償原則有利于受害者得到與損害相稱的賠償，但是卻可能使一些無過錯的致害企業陷入經濟困境甚至破產的邊沿。全部賠償原則也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從促進社會發展和穩定、充分就業的角度出發應實行限額賠償制，至于限額賠償與實際損失之間的缺口可以通過政府補貼、環境污染損害賠償基金等方式解決。因此，破產法中賦予環境侵權債權優先性，并不意味著環境侵權債權完全擠占了一般債權獲得清償的空間，雖然環境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失較大，但限額賠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和二者之間的沖突。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環境侵權債權都應該不加區別的獲得優先受償的效力。從國外的立法來看，美國是當今環境立法最全面和完善的國家，美國《破產法》和《綜合環境反應、補償與責任法》（CERCLA）對破產公司的環境債權清償順序沒有直接做出規定，法院在具體破產案件一般也不直接討論環境債權是否有優先受償性，而往往是考慮各種因素，間接的賦予破產環境債權優先性，比如環境債權是破產案件申請前產生的，則作為一般債權對待，如果是在破產案件申請后產生的，則有可能作為破產管理費用獲得優先清償，但各州法院對此并不能達成共識。“瑞典對不同性質的環境債權采取區別對待的原則。1969年環境保護法所規定的環境清理債權在公司破產程序中享有優先受償權，而1986年環境民事責任法所規定的環境債權則不享有優先受償權，但如果原告是個人而非商業實體時，他可以通過環境民事責任基金得到賠償。[11]”從利益平衡的角度出發，盡可能保證普通破產債權人受償的可能性，我國破產法可以考慮對破產公司環境侵權債權進行區分，比如受害人是自然人的情況下，為保證處于弱勢地位的個人能夠充分獲得救濟，可以賦予其在破產財產分配有享有一定的優先性。至于環境侵權債權具體的優先順位，比較合適的做法是規定在“破產人欠繳的社會保險費用和破產人所欠稅款”之后，“普通破產債權”之前。首先，“破產人所欠職工的工資和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的應當劃入職工個人賬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費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職工的補償金”，是保障職工維持基本生活條件的基礎，為了職工能夠享有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其處于第一的受償順位是不能動搖的。而“破產人欠繳的社會保險費用和破產人所欠稅款”中，社會保險費用是建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必然要求，對保障職工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而稅收具有財政、經濟、監督等職能，通過稅收籌集財政收入以保證國家能履職職能；利用稅收體現其有關的社會經濟政策，對各種經濟組織和社會成員的經濟利益的調節；約束納稅人的經濟行為，使之符合國家的政治要求。環境保護的目的最終是為了讓人類更好的生存，因此，環境侵權債權首先應讓位于職工的生存權。國家是環境保護的主體之一，如果國家無法正常履行其職能，則各種環境污染行為無法得到有效的監督和處罰，所以，環境侵權債權應該在保證國家債權受償的基礎上再獲得清償。結語環境侵權救濟法律制度是一個內容眾多、紛繁復雜的體系，涉及到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利益，限于篇幅，本文僅就公司破產狀況下如何承擔環境侵權責任，就賦予其優先受償地位，進行了一些粗淺的探討，在破產狀態下，涉及環境侵權責任還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如破產公司終止后，環境侵權責任的承擔問題，環境侵權責任與環境責任保險的關系問題，還有待我們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希望通過這些有益的探索，可以就破產公司環境責任的承擔構建一個合理運行的制度，以更好的落實環境侵權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