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有很多分支，社會學，邏輯學，語言學等。語言哲學也是一門非常有用的哲學，很多高校生和教授也會對語言哲學進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并以論文的形式發表出來進行行業內的交流。本文就是其中一篇論文，圍繞勒賽克爾對德勒茲語言哲學的解讀展開了論述，文章是一篇學術期刊論文發表范文。

 　　摘 要：讓-雅克・勒賽克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第一次嘗試建構一種系統化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這一探索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實踐論語言觀的基礎上，勒賽克爾也對德勒茲語言哲學進行了研究和分析。德勒茲獨特的解域化語言哲學思想雖然是一種類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其堅持集體主義、唯物主義立場，強調政治語用學的語言哲學思想預示了一種新的、不同于主流語言哲學的可能性，為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體系的構建增添了理論活力，提供了借鑒作用。

　　關鍵詞：勒賽克爾,德勒茲,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政治語用學

　　作者簡介：王玉華，女，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研究生，東北林業大學文法學院教師，從事政治哲學研究;南麗軍，女，東北林業大學文法學院教授，從事政治哲學研究。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研究”，項目編號：2572015CC15;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文化助推力研究”，項目編號：1D104

　　20世紀，“語言轉向”后的西方哲學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發展則相對緩慢，這使實踐中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在語言理論領域很難與西方語言理論展開對話并彰顯自身的價值，雖然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對語言哲學問題也給予了關注，但是建構一種系統化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仍是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讓-雅克・勒賽克爾(Jean-Jacques Lecercle)生于1946年，是法國第十大學語言學教授，其代表性著作有《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2006)、《德勒茲與語言》(2002)、《語言的力量》(2004)、《巴迪歐和德勒茲讀文學》(2010)等。作為一名阿爾都塞式馬克思主義者，勒賽克爾首次嘗試構建一種系統化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其探索無論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發展還是實踐中與西方語言哲學進行對話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語言起源和本質的論述都是把語言放在勞動或者社會生活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的，其實踐論的語言哲學觀成為勒賽克爾語言哲學的理論來源，也為他考察其他的語言觀提供了批判的支點。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明確揭示出語言對現實生活的建構作用和機制，勒賽克爾的研究正是以此為起點，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研究對象、基本框架、意義形成、主體構造、語言對社會政治的介入與建構等重要語言哲學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指出語言是一種持續變化的物質、政治、歷史和社會現象，本質上是一種實踐形式，主要功能是生產主體，語言的意義是在復雜的語言事態中呈現出來的。勒賽克爾在其理論建構中，既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語言哲學精神，也從德勒茲的語言哲學思想中獲得了靈感、得到了啟發。

　　德勒茲在自己的著作以及與著名精神分析家瓜塔里合作的重要文獻中對主流語言學和語言哲學樹狀模式和二元邏輯進行了批判，闡釋了獨具風格的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語言哲學思想，對現代西方語言哲學和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勒賽克爾認為，雖然德勒茲的理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其堅持集體主義、唯物主義立場，強調政治語用學的解域化語言哲學思想預示了一種新的、不同于主流語言哲學的可能性，為他建構一種系統化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增添了理論活力，提供了借鑒作用。

　　一、語言的基本表述是命令語詞

　　德勒茲認為，語言不是信息性的或溝通性的，話語的基本形式既不是判斷的陳述，也不是情感的表達，而是命令和表示服從。他在《千高原》中寫道：“語言的基本單位――表述，是命令語詞。”[1](P76)學校的老師向學生講授一條算術或語法規則的時候，與其說她向學生傳遞信息，不如說她在向學生“輸入符號”、下達命令，她要求學生遵循她的命令并使用相應的算術或語法規則。語言是社會秩序化的重要手段，它既賦予我們關于世界的概念和范疇，又強加給我們一種同質性的認同，特別是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德魯茲和瓜塔里指出：“對正常人來說，造一個合乎語法的句子是服從社會規則的前提。沒有人首先被認為不懂語法，而那些無法正確使用語法的人被認為是異類。因而，語言共同體從根本上來說是政治的。”[1](P101)因為語言的功能既不是傳遞信息，也不是溝通情感，它是命令語詞的傳遞，命令語詞不是被附加在句子的信息之上的，也不是信息的結果;相反，信息是命令語詞傳遞的最低條件，命令語詞本身就是行為和表述的原始冗余，它是和語言同外延的一種語言功能。正如德勒茲所說：“一條語法規則在成為一種句法標記之前就是一種權力的標記了。”[1](P76)德勒茲則把“基本的表述是命令語詞”這個命題推廣到所有表述中，因而“命令語詞”并不指派某種特定類型的表述，它是每一個表述的一部分，是每一個語言行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合乎語法的表述中的命令語詞像言外之意那樣發揮作用，它釋放出這樣的信號：這種類型的每一種表述都運用了權力，標明了一種權力形式，即要求別人服從或遵守。簡言之，語言不是讓人相信的，而是讓人服從的，而且經常是強制性地讓人服從的。

　　勒賽克爾贊同德勒茲“基本和典型的表述是命令語詞”的基本觀點，他認為最無辜的問題“現在幾點了?”也代表著某種權力的使用，因為每一個對信息的請求都是在提出一個問題并且期待相應回答的權力性聲明。而且，語調的變化也會使普通的話語變成一種禮貌的詢問或一種挑釁的符號，一種反諷或者侵略等，而這往往會要求回應或引起反抗，造成沖突。因此勒賽克爾認為，語言既不是信息或情感的傳遞，也不是像哈貝馬斯所主張的為了達成一致而努力，對話的目標不是相互合作的信息交流，而是一種權力關系的建立。語言是一種實踐形式，其核心是言語行為，它運用權力并產生一種功效。這種觀點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斗爭的、反對和平的立場。 　　 二、間接話語與闡釋的集體裝配

　　如果語言只是既定事態中預設的一套命令語詞，它意味著不存在直接話語。沃羅希諾夫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中也強調間接話語的重要性，一種表述總是已經是間接話語，因為它只是話語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對德勒茲來講，語言似乎總是預設著自己，人似乎無法找到其非語言的起點，因為語言不是沿著被從看到的某物到被說出的某物，從一種感知能力到一種表達能力展開的，而總是從被說出的某物到被說出的某物向前推進的――敘述總是“據說，聽說”。間接話語處于優先地位，這是語言基本屬性的一種效果――語言的能力不是為了表征，而是為了翻譯;它不是直接說明世界，而是對第一個感知能力的翻譯和替代。這就意味著語言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

　　在勒賽克爾看來，間接話語是語言首要規定這種思想與馬克思主張的語言的社會性是一脈相承的。馬克思強調語言是社會性的，它是社會共同體的產物，他指出：“語言本身是一定共同體的產物，正像從另一方面說，語言本身就是這個共同體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樣。”[2](P489]馬克思認為，個體把語言看作他自己的語言只有在他作為人類共同體的自然成員的時候才是可能的，語言不可能是個人的產物，而只能是社會實踐和社會交往的產物。“語言也和意識一樣， 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3](P34)

　　勒賽克爾認為，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研究應堅持社會性立場，因為作為一種倫理政治實踐形式的語言不可能是個體性的，它必然涉及兩個以上的人組成的社會，而且個體不是語言的來源，個體被總是已經是集體的語言所質詢，不存在已經構建好的預設主體，只存在被質詢到相應的位置上并且從這個位置上反質詢的言說者，因此個體言說者只是整個語言的產物，她被語言所言說。

　　為了進一步解釋間接話語發揮作用的形式，德勒茲引入了裝配(assemblage)的概念。裝配由實體和表述兩個不同質的方面組成，勒賽克爾指出，德勒茲的裝配概念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欲望的機器裝配，另一個是闡釋的集體裝配”[4](P186)。欲望機器等實體內容的形式是由實體之網所構成的，闡釋的形式則是由被表達物之鏈構成的。實體有其自在的內容顯現形式和混合形式，如墨汁滴進水里，實體的混合就出現了;表達展示的是另一種非實體性轉化或屬性，如說出“墨汁滴進水里，水變黑了”，雖然它是歸屬于實體的，被用于并且僅僅被用于實體本身，但這并不是為了描述、再現或者指稱實體(因為實體自身已經具有了屬性、行動和情感、靈魂等顯現形式)，而是以某種形式介入內容，為了對其進行預測或者使其后退，令其減速或加速，將其分離或整合，或者以不同方式對其進行限制，所以，這是一種言語行為。這樣在裝配中，實體和表達、物質和觀念就是以瓦狀疊覆的狀態存在的，這種物質和觀念交融的裝配使得超越物質基礎和觀念上層建筑的二元分離成為可能，也使我們理解命令語詞運用權力的兩個方面：一種是對實體干預的物質方面，命令語詞像機器一樣運轉，它發送一種沖動，它在傳播權力的物質(實體)意義上運轉;另一種是非肉體的無形方面，因為裝配也是一種集體闡釋。就其作為物質的和機器的方面來說，裝配不是指商品的生產，而是社會中混合主體的一種準確的狀態。就其作為闡釋的方面來說，裝配不是關心語言的某種生產力，而是關心符號政權和表述機器。在一個闡釋的集體裝配中，所有的陳述都屬于間接話語，是被轉述的陳述在進行轉述的陳述之中的呈現，是命令語詞在詞語中的呈現，因而所有語言都是間接性的。正如阿蘭・巴迪歐所說：“這種‘間接’方法是一種把約定傳送給透視主義的方法： 我們絕不可能肯定是誰在說話。”[5](P25)“間接話語”是語言的首要規定。因為間接話語處于優先地位，這意味著不存在個體闡釋，甚至不存在闡釋的主體。德勒茲認為，表述的個體化和闡釋的主體化只有在非個人性的集體裝配需要它并規定它存在的時候才能夠存在。這恰恰就是間接話語特別是“自由”間接話語的典型價值：首先存在的不是差異化的個體表述，也不是不同闡釋主體之間的聯結，而是一種集體的裝配，它產生并規定相應的主體化過程、個體性分配以及在話語中的動態分布。間接話語不能用主體之間的區別來解釋，相反，當它自由地出現在這種話語中的時候，只有裝配才能解釋各種聲音何以能夠以單一的聲音出現，不同的語言何以能夠以一種語言出現，各種命令語詞何以能夠在一個語詞中出現。因此，不存在獨立于主流意義的意義，也不存在獨立于已有的征服命令的主體化。

　　德勒茲和瓜塔里用裝配的概念代替阿爾都塞暗含基礎與上層建筑二分的意識形態概念來闡釋主體化問題，這對勒賽克爾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他認為，盡管德勒茲和瓜塔里關注政治上的個人維度(欲望政治)，但并沒有屈從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而是采取了與馬克思主義相似的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如果一個命令語詞沒有個體的作者，如果命令語詞在事態中有效并對實體也是有效的，那是因為表述的來源不是個體言說者，而是集體的裝配，這既強調了語言的物質性特征，也強調了語言的社會性特征。我們不再處于個人主體、意識中心和行動之源的范圍內，而是在裝配和社會場域的范圍內。“個體言說者之所以言說是因為她被集體的裝配言說。”[6](P200)但是這決不阻礙她的話語表現出個性。在勒賽克爾看來，裝配概念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通過放逐主體概念，勒賽克爾拒絕了任何形式的先驗主義，堅定地站在了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同時也從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中解脫出來，無須再隱喻性地思考語言的集體性。因為在勒賽克爾看來，海德格爾的“語言在言說”只能隱喻性地證明語言的集體性，而這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來說是不充分的。

　　另外，勒賽克爾指出任何一個裝配都有自己的事態，這個事態不僅是廣義的歷史形勢，而且也是語言事態，是一套使行動擁有語境并且決定了行動的意義的言語行為，這表明語言也是一種歷史現象。因此，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研究的對象既不是一個系統，也不是一種與歷史無關的本質，而是一種像社會結構一樣的語言結構：在一個給定的事態中決定它們關系的一系列言語行為和語言游戲、語言斗爭及矛盾。 　　 三、政治語用學

　　德勒茲認為，語言學研究最基本的部分不是音韻學，也不是句法學，而是語用學。語義學、句法學、音位學都離不開語用學，它是其他維度背后的預設。對德勒茲而言，語言不是一種常量，而是一種連續的流變過程，是一些方言、語域、風格和話語的連續流，它們按照等級被安排在適當的位置上，并且以不同方式朝不同方向發展。語言、符號的這種流變性質，使它具有了一種語用學的維度。由于語言是在集體裝配中存在和使用的，是處于不斷變化和轉換之中的，因此語用學就要把環境的要素考慮在內。本維尼斯特也證明了一個行動性聲明并不是外在于環境，而是內在于使它成為行動的環境的。比如任何一個人喊出“我宣布全民動員”都是荒唐可笑的行為，這不是一種闡釋行為，因為只有環境中現實的變量賦予一個人做出聲明的權力，她的闡釋才是有意義的，如果在環境之外它既無意義也沒有主體和接受者。因此，德勒茲認為語言的意義是建立在獨一無二的事件或意義事件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詞與世界之間轄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表象主義的關系之上的，他指出：“只要事件不與表達它的命題相混同，不與斷定它的陳述相混淆，也不與命題所指示的事態相混淆，那么使語言成為可能的東西就是事件……在事態中發生的事件與內含于命題中的意義是同一種存在。”[7](P182)但是環境又不僅僅指外部環境，它也涉及內部環境，比如“我發誓”這句話在家里、學校、戀愛中、秘密組織或法庭等不同場合意義是不同的：它既不是在說同一件事情，也不是同一個聲明;它既不是同一個身體狀態，也不是同樣的無形轉化。適用于實體的無形轉化本身是非肉體的，是內在于闡釋的一種屬性。正是因為這些變量是內在于語言的，所以它才能把語言與外部環境之間聯系起來。而命令語詞恰恰也是這種能夠把詞語變成一種闡釋的變量，命令語詞的瞬時性和直接性在與轉化所歸屬的身體的關系中賦予它一種流變的力量。

　　同時，德勒茲認為這種語用學也是一種語言的政治學，強調語言對社會和政治事態的介入作用。他指出，語言不可能單純表象和指涉世界，而是借助言語行為干涉或介入社會中的事物與狀態，它向生活發號施令，以此來規范、管理、控制事物的持續變化狀態，把支配性秩序賦予社會。語言是如何運用權力的呢?無形的轉換回答了命令語詞運用權力的方式問題，也印證了語用學的政治性。因為是命令語詞，言語行為運用權力并且產生一種特殊的效能，采取了無形轉化的形式，這也是命令語詞運用權力的方法。體變(trans-substantiation)是無形轉換的典例，如在天主教的圣餐儀式中，無酵餅和葡萄酒在神父祝圣時化成了基督的體血。德勒茲對于1917年7月4日這個革命的轉折點非常感興趣并進行了相關的分析。在這個日期之前，一種和平的結果是可能出現的，而“所有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也是正確的;而在這個時間點之后，只有暴力推翻臨時政府才可能挽救革命，因而口號也必須要修改。在1917年7月4日，一個正確的口號直接改變當時的局勢，就像法官的宣判立即并從根本上影響被告的境遇――她現在就是一個罪犯了，這不僅影響到罪犯的社會地位，也直接影響了她的身體。我們因此擁有了肉體和非肉體的混合物：它使一等乘客瞬間變成了人質，蘊藏其中的是一種“無形的轉換”，這是一種語言的效果，一種被賦予非凡行動性聲明權力的語言實現了“無形的轉換”。而且，口號的權力不僅體現在行動性聲明中，也是把階級召喚成現實存在的構成性因素。第一國際的天才通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從社會大眾中提取出一個無產階級，同樣地，列寧的口號從總體的無產階級中提取出一個先鋒隊，口號預見到了由其產生的政治主體。在一條正確的口號中，存在著與事件相關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說就像一個驚雷(例如阿蘭・巴迪歐的事件理論)徹底變革了當時的形勢。德勒茲暗示，這種分析不僅適用于政治語言，也適用于普遍的語言，因為一般的語言總是貫穿著政治。他描述的“符號政權”或者“符號機器”是表述(在此意義上是命令語詞)、預設(緊隨命令語詞的行為)和無形的轉化(被行動性聲明權力影響，命令語詞的指派權)的混合物。

　　在勒賽克爾看來，德勒茲的政治語用學思想正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所需要的。他主張語言科學的研究對象不是發現本質和規律，而是描述語用規則，在語用規則中權力關系獲得了存在，這些語用規則要接受挑戰、在實踐中被使用和被改變，語用規則中的“例外”與其說是語法缺陷，不如說是語義和語用斗爭的標識。語言經常充當政治的媒介，而且語言一旦掌握群眾就會變成一種物質性的力量。勒賽克爾還認為，如果語言是歷史上人類實踐的一種典型形式，那么它也是人類政治共同體形成的重要推動力，如果人類歷史同時也是階級沖突的歷史，那么語言與階級沖突之間必然存在著緊密的聯系。

　　四、語言的少數用法

　　德勒茲的解域化語言思想與其欲望哲學和差異哲學是緊密聯系的，他的“欲望”概念類似于尼采的“意志”，是一種積極的生成性力量，具有革命性、解放性和顛覆性的特征。這種力量應該盡情釋放出來，唯有如此世界才能保持永不停息的更新和變革。但是這種積極的創生力量卻遭到了社會壓抑性力量的限制，它們通過馴化和限制欲望的生產性能量，把它們納入某種既定的規范體系之內，控制在一個封閉的結構中，這就是對欲望不斷進行編碼和轄域化的過程。德勒茲反對一切控制性的東西，倡導對一切鉗制規則進行解域化，這樣才能夠創造出新的生活和各種可能性。

　　社會對個體的壓制和統治正是通過對欲望的壓制來實現的，其中，語言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勒茲拒絕把語言視為社會控制的手段和再現的方式，認為語言應被視為一種表達差異的力量和維度，能生成變幻多姿的不同世界。他反對結構主義語言學關于語言是一種同質性系統的觀點，認為只有存在一種標準的、主要的或多數的語言，語言才能夠被科學研究的思想也是錯誤的。勒賽克爾指出，這就是語言研究中的拜物教。現實中不存在語言的常量或者普遍的概念，語言是異質的、流變的、充滿矛盾的，其主要矛盾存在于多數(major)方言或多數用法與少數(minor)方言或少數用法之間。 　　 在一天之中，一個人不斷地從一種語言過渡到另一種語言。他先是作為父親慈愛地言說，接著又作為一位老板職業化地言說，然后他又作為丈夫溫柔地言說，當他處于睡眠之中的時候可能會沉溺于夢的語言中，當公司電話忽然吵醒了他的美夢的時候，他又迅速回到了職業化的言說方式中。主流語言學認為，這都是同一種語言，德勒茲批判了這種錯誤的“同一性”預設。目前尚無法判斷這是否就是同一種音位學、同一種句法學、同一種語義學，而且，更為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無法判斷那種被假設為同一的語言到底是被常量所界定，還是被貫穿于其中的連續流變的逃逸之線所界定。因為，已經有語言學家指出，語言的變化更多地是通過頻率的逐漸變化以及不同的用法之間的某種共存和連續性而形成的，并不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通過系統的斷裂而形成的。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斷定這些變化僅僅是情境性的，而陳述本身卻在原則上保持不變。不僅存在著與其實現形式同樣多的陳述，而且，所有的陳述都呈現于其中某個陳述之中，流變之線是潛在的，因而無論陳述發生怎樣的躍變，它始終是連續的。將陳述置于連續流變之中，也就是通過音位的、句法的、語義的、韻律的等各種變量來實現陳述，這些變量能夠在最短的瞬間作用于陳述。這就是內在于語言之中的內在性的語用學，它包含著各種語言要素的流變。

　　德勒茲認為，語言不是穩定的、靜止的，而是處于內在的連續流變之中的，這種流變也是一種生成性的欲望之流，能不斷突破舊有界限的限制。風格也是一種連續流變的過程，它是“一種非語法：在那個時刻，語言不再被其所說而限定，甚至也不被其所指向的物所限定，它只與驅使它運動、流變和爆炸的原因有關”[8](P133)。通過少數帶有風格的不規則表達使語言脫離常量的狀態，趨向于其要素、形式或概念的極限，構成了語言的解域化之點，成為一種不斷生成的、最終逃逸出強制性限制的解域化語言。事實上，“多數”和“少數”與其說是指兩種類型的語言，不如說是對待同一種語言的兩種可能的方法，語言的兩種用法或者功能。少數利用語言的多義性，加以少數的或強化的運用，通過對語言規則的破壞、顛覆、創新等形成風格，使多數語言“口吃”(stutter)，變得支離破碎，創造新的風格樣式和言說的可能性，建構新的維度和領域，衍生變異和差異，不斷生成解域化的語言。

　　德勒茲認為，語言的解轄域化是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的第一特征。“我們也可以說，少數不再表指特殊的文學，而是表指每一種文學的革命條件，它就在偉大的(或既定的)文學的心臟。”[9](P114)少數文學是一種使用主流語言同時又從內部顛覆這種語言的文學，它無須費盡心思去號召革命，或詳盡描述資本主義剝削的最壞影響，從最開始它就是集體的、政治的、解域化的。因此，文學有一種直接的政治功能，不是因為在現實主義小說中它描寫了資本主義的猖狂勒索，而是因為文學使標準語言不斷生成少數，并幫助破壞標準語言的統治。德勒茲指出，當代社會語言的解轄域化現象“是移民的問題，尤其是移民孩子的問題，少數的問題，少數文學的問題，但也是我們所有人的問題”[10](P19)。

　　為什么語言學家癡迷于把這種混雜的語言現象變成一種同質的或者同質性系統?勒賽克爾認為答案就在于：“在語言系統的科學模式與使主要民族語言成為一種權力向量的政治模式之間存在著異體同形(homology)的關系。”[6](P136)通過政治模式，語言自身被同質化、中心化、標準化，形成一種主要的、處于支配地位的語言，變成了一種有特權的語言。語言的統一性從根本上來說是政治性的。布爾迪厄在《“談論”意謂說：語言交換的經濟學》中已經對法語統一中的政治性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把語言看成同質的包含著從少數的方言、語域和語言游戲中搶奪一種語言權力，一門語言之所以成為主流的語言是因為它是占優勢地位的語言。在世界范圍內來說，這叫作語言霸權。因為多數人的語言如“標準英語”，是一種人為的構想，為了統治的目的被意識形態機器所強行建構。在自然狀態中存在的是大量的方言，所以標準語言是不存在的，它們僅僅是作為一套權力標識存在的。

　　勒賽克爾對德勒茲關于語言是異質的混雜現象的觀念表示贊同，指出語言研究應該從結果向過程轉變，語言不是一系列固定“物”或者“事實”，而是一種充滿活力的動態過程。這不是放棄傳統語言學留給我們的“句子”、“單詞”、“規則”、“話語”等，而是要把它們看作一種不斷變化的過程，一個單詞也包含著語義的、形態的、語音的系列變化，而其中任何一種變化都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因而它們既不是穩定的也不是靜止的。任何一種語言都不是個人言語行為實現的理想類型，而是一系列流動的、動態的方言、語域和風格。與德勒茲一樣，勒賽克爾極力反對多數語言對少數語言的壓制，反對語言霸權，倡導語言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德勒茲從集體主義出發，強調命令語詞的重要性和語言的政治本質，突出言語行為的效能和語言的矛盾性，這種類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哲學思想為勒賽克爾建構一種系統化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提供了理論素養和支撐，使他能夠把語言理解為一種動態的、充滿矛盾的結構，理解為一種建構人們之間倫理和政治關系的社會實踐形式，理解為生成言說主體的動態化過程，理解為一種在語言事態中形成權力關系的政治語用學。

　　參 考 文 獻

　　[1]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1987.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Jean-Jacques Lecercle. Deleuze and Language， Palgrave Macmillan，2002.

　　[5] Ian Buchanan， John Marks. Deleuze and Litera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

　　[6] Jean-Jacques Lecercle.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rill， 2006.

　　[7]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8]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 1983.

　　[9] 陳永國：《游牧思想：吉爾・德勒茲 費利克斯・瓜塔里讀本》，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哲學論文投稿期刊推薦《郭沫若學刊》是全國唯一的以郭沫若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性期刊。自1987年5月創刊以來，立足四川，面向全國，始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雙百”方針和“兩為”方向，以贊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為己任，以促進先進文化建設和發展為動力，積極尋求同社會經濟、文 化契合點不斷拓展研究新領域，不斷推出新成果，備受國內外“郭研”學者的高度重視，成為廣大社科工作者關注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