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這個概念自1956年美國學者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首次提出后，便成為政治學領域的一個普遍流行的分析概念。作為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塑造著人們的政治認知與政治情感，影響著政治行為的方式和結果，決定著政治體系的實際運作狀況，從而會對一個國家政治發展進程產生深刻的影響。蘇聯解體后，大規模的全方位的制度轉型使俄羅斯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發生了重大轉變，同時也使它的政治文化經歷了重大的變遷。

　　[摘要]作為一種強大的無形力量，政治文化潛移默化、經久不衰地對政治發展發揮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對于政治發展而言，俄羅斯要想建構真正的民主政治，就必須建構與轉型過程相應的民主政治文化。事實上，自俄羅斯獨立后開啟了全面的制度轉型以來，其政治文化也發生了重大變遷：在葉利欽時期，自由主義的濫觴導致了政治文化的分裂;而在普京執政后，俄羅斯主要運用權威主義整合政治文化，同時也并不否認民主主義的價值訴求。

　　[關鍵詞]正規的論文發表網站,俄羅斯,政治文化,自由主義,權威主義,政治民主

　　在俄羅斯這一重要的轉型期，對其政治文化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十分必要。這一研究，不僅對于弄清楚俄羅斯主導性政治思潮演變及理清其政治文化變遷歷程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探索其變遷原因及闡明其政治文化對政治發展的影響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通過這一研究，本文力圖總結歸納俄羅斯政治文化變遷對于其未來政治發展方向和路徑的重要影響和作用，以期為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未來政治發展提供鏡鑒。

　　一、自由主義的濫觴與政治文化的分裂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始，由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受阻，戈爾巴喬夫啟動了政治改革進程，倡導以“民主化”和“公開性”為核心內容的“改革新思維”。在戈爾巴喬夫倡導“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政治改革不斷推進的進程中，政治文化中的自由主義成為俄羅斯社會的主流價值。其結果是，由于戈爾巴喬夫否定集權政治、倡導民主改革，前蘇聯的政治改革進程迅速演變為自由主義對集權政治的討伐，以至于社會上民主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形成了強大的政治思潮。這樣，對過去歷史的批判再加上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促使社會上形成了一種對以往政治發展全面否定的傾向，直接導致了以葉利欽為首的“民主派”上臺，最終使得蘇聯發生劇變。

　　俄羅斯獨立后，“功不可沒”的自由主義再次成為俄羅斯社會政治轉型的基本工具和強大武器。在自由主義的渲染下，因集權主義禁錮而長期受到壓抑的社會被廣泛動員起來，俄羅斯民眾和各種政治力量的政治熱情被激發出來。他們積極地參與各種政治活動，政治參與意識空前高漲。民眾對集權體制的強烈不滿及對西方自由民主的無比向往，刺激了超前的經濟和政治訴求。他們希望積極的政治參與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幻想在短期內經濟、政治體制走向高效化、民主化，立即消除特權泛濫、分配不公等積弊，從而迎來政治參與的高峰。與此相適應，各種政黨組織、各種社會團體如雨后春筍般地大量出現，它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和途徑積極介入國家政治生活，試圖影響政治體系的構成與運行。民眾和各種政治力量對現實政治的徹底否定、對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強烈崇尚與自由主義思潮交織在一起，形成一股強大的合力，嚴重地摧毀了舊的國家結構和法律基礎，滌蕩了國家對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控制，并迅速在俄羅斯確立了以自由選舉、三權分立、多黨政治為主要內容的西方式民主政治體制。應當說，俄羅斯的轉型是在以葉利欽為首的激進民主派的主導下展開的，激進的自由主義思想是引導其轉型進程的旗幟;當然，確立俄羅斯基本政治制度架構的1993年憲法也是西方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邏輯產物。

　　俄羅斯社會普遍政治化后，人們政治參與和政治意識的超前與政治制度化的滯后之間的矛盾凸現出來了。正如亨廷頓在分析導致轉型國家易產生暴亂和動蕩原因時所持的基本論點認為的一樣，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社會急劇變革、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卷入政治，而同時政治體制的發展卻又步伐緩慢所造成的。”轉型初期建構起來的俄羅斯政治制度仍不完善，多元化政治對國家的鞭撻和蔑視致使政府的政策難以真正落實，三權分立和多黨制對政府實施各種計劃造成了牽制，政府的行為能力遭到嚴重的削弱，缺乏足夠的能力維持轉軌時期社會的穩定與秩序，而民眾和各種力量的政治參與又跑到政治制度化前面。在這種情況下，迅速進發的政治熱情給俄羅斯帶來的是政局動蕩不安、經濟陷入危機、社會混亂不堪。因此，雷日科夫于是指出，俄羅斯有史以來政治上最民主、經濟上最自由的時期實際上是一段“天地不容”的日子。

　　主導性政治思潮的演變與激烈的制度變革也深刻影響著轉型期俄羅斯政治文化。“隨著蘇共的垮臺，空洞而簡單化的正統意識形態說教成為過去，與之相對的簡單化的自由主義口號驟然泛起。隨之俄羅斯出現了一個各種思潮雜亂紛呈的局面。”在劇變后的俄羅斯，原來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迅速走向沒落。在自由主義的激發下，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如左翼社會主義思潮、社會民主主義思潮、西方主義思潮、國家主義思潮、民族主義思潮、歐亞主義思潮、極端主義思潮、保守主義思潮等充斥于俄羅斯政治舞臺。這些紛繁復雜的政治思潮派別林立、價值觀念各異、沖突性明顯，它們或興或衰、或強或弱，在俄羅斯思想領域潮起潮落，演變迅速。但總體而言，還沒有任何一種政治思潮能夠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文化。

　　然而，這一時期在上述各種思潮多姿多彩的表面下，俄羅斯主導性政治文化事實上還沒有形成，“政治社會化的各種形式被破壞，不再起作用，于是出現了意識形態真空和不信任當局”，因此，國家實際處于思想領域“真空”狀態，許多重大問題社會無法作出回答。這正如麥德維杰夫所指出的一樣，“周圍的一切都開始坍塌……但誰能給國家提供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領導國家進行革新和復興呢?”在這樣的背景下，民眾的政治文化趨向于多樣化、分散化，再也找不到一種千篇一律的社會輿論，甚至在同一社會階層內部也找不到一致的政治意見。同時，民眾的心理表現出很大的敏感性、波動性、離散性，在整體上表現出消沉、悲觀、冷漠的傾向，處于一種游離的狀態。可以說，當時俄羅斯的政治文化處于一種混亂無序的分裂狀態，“轉型期俄羅斯政治文化一個相當突出的特點是行為失范與管理無序。”政治文化的分裂使俄羅斯制度變遷缺乏牢固的精神支撐、使社會發展面臨一致性危機的困擾，俄羅斯社會陷入了某種程度的思想混亂和嚴重危機之中。俄媒體在評價葉利欽的失誤時就曾指出，葉利欽是“行動上的巨人，思想上的矮子”，思想領域“破有余而立不足”，國家缺乏統一的意識形態，最高權力機構受制于各派力量，在各種思潮沖擊下無休止地搖擺，思想上不能統攝人心，政權運作缺乏權威，失去組織能力，社會處于停滯狀態。一個時期里，俄羅斯猶如一盤散沙，社會成員迷失方向，幾乎變成沒有思想和靈魂的“泥足巨人”。 　　造成轉型期俄羅斯政治文化的分裂具有多方面的根源。從歷史上看，俄羅斯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在高度集權體制下，國家無所不能的專政職能被發揮得淋漓盡致，但“國家主義政治文化傳統恰恰涵蓋著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潛流。國家管理功能強化的時期，元政府主義傾向轉入地下，而國家宏觀控制能力一旦削弱或者有所放松，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便以各種方式要表現自己。”⑤這樣，轉型期的俄羅斯國家對民眾控制能力就大大削弱了，這為無政府主義行為傾向的抬頭提供了良機。羅伊。麥德維杰夫曾批評道，“嚴格地說來，葉利欽時期在俄羅斯占上風的并不是民主，而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主義的行為及狀態必然會引發了社會無序與政治文化的混亂與分裂。

　　當然，除了傳統的影響，現實制度的巨大變遷也是造成俄羅斯政治文化分裂的重要原因。俄羅斯制度的巨大變遷不僅在物質層面上改變了人們已有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格局，而且還在精神層面上對人們原有、已經相對穩定的政治價值觀體系造成了巨大沖擊。正如派伊所言：“在所有的過渡性社會中，人們都要經歷一個廣泛的調適過程。當他們舊的社會秩序被打破，家庭關系、部落、氏族或村鎮被攪亂，新的類型正在出現時，這種心理的攪亂將產生深刻的矛盾情感和不確定性，它能阻礙所有的活動并產生廣泛的焦慮和異化感。”俄羅斯制度變革迅速打碎了民眾原有的諸多思想的、價值的、情感的精神寄托，造成了民眾普遍的心理緊張、價值失落與認同危機。民眾的意識呈現出一種失落與迷惘的狀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混亂局面。

　　就政治文化本身而言，分裂狀態是一種緩慢適應性的文化被猛烈的外在沖擊后的結果。轉型初期的俄羅斯經歷著巨大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全面混亂與危機。在這種背景下，傳統的政治文化受到極大沖擊，絕大多數民眾在運用傳統政治文化工具適應新的社會環境時，遇到了相當大的困難。社會巨大變動超越了民眾把傳統的政治文化與新變化實現整合的能力，致使以傳統政治文化為基礎的“適應性改造”沒有時間來完成。民眾缺乏政治理念的引導，政治思維傾向模糊，沒有建構起迅速適應新環境的政治行為模式，從而形成了文化分裂與社會無序的狀態。正如學者英格爾斯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這些制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著這些現代制度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歷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結局是不可避免的。

　　二、權威主義的回歸與政治文化的整合

　　在構成俄羅斯政治文化傳統的各種要素中，權威主義的傳統反映了俄羅斯政治文化傳統的基本性質。權威主義占據俄羅斯社會思想的統治地位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俄羅斯自16世紀中期伊凡四世自稱沙皇起，開始形成中央集權的國家。這種沙皇封建專制制度統治俄羅斯長達300多年。1861年廢除農奴制的改革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很不徹底的改革，致使俄羅斯資本主義一直處于不發達的階段，資本主義民主并未得到充分發展。到了社會主義時期，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建立的仍然是一種以集權為基本特征的政治制度�？ㄉ���・丹克斯指出，“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俄羅斯人生活在獨裁統治之中。而在十月革命后，他們又生活在一個一黨專政的權威主義國家中。”②在整個俄羅斯的歷史長河中，政權及其活動是其主導力量，權力始終掌握在最高領導人(沙皇、總書記)的手中，國家權威一直是俄羅斯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可以說，權威主義是貫穿俄羅斯歷史發展的主線，也是俄羅斯最突出的政治文化特點。千百年來，權威主義雖在形式上有所變異，然而，實質上的中央集權思想卻始終為人們所信守，中央權威一直被人們當成是社會秩序的源頭和國家強盛的希望所在。因而普京強調，“有著強大權力的國家對于俄羅斯人來說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對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頭和保障，是任何變革的倡導者和主要推動力。”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民眾對蘇聯體制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把權威主義與獨裁主義、極權主義完全等同起來。由于長期遭受專制的迫害，民眾對極權的恐懼本能地化作對權威主義的完全排斥與對西方民主的強烈渴望。社會上民主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形成強大的思想潮流，在民主主義的一片歡呼聲中，權威主義由于有專制、極權之嫌，如同過街老鼠，幾乎是人人喊打，迅速走向了沒落。與權威主義沒落對照的是自由主義受到熱烈的追捧。出于對西方式民主的崇拜，剛獨立的俄羅斯迅速確立了西方式的政治體制。然而，對自由民主的迷信最終讓俄羅斯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在慘痛的現實面前，俄羅斯大多數民眾意識到秩序和穩定要比權利、自由和法治更為重要，要求實現民主政治發展的有序化、制度化，希望加強政府權威，對社會進行有效控制，維護社會穩定。這樣，在傳統政治文化和特定歷史發展環境影響下，作為反映俄羅斯政治文化基本特質的權威主義再次成為俄羅斯主流的政治價值，成為整合政治文化的思想基礎。俄羅斯人選擇了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但是“鐘擺又一次回到傳統的俄羅斯價值觀：強調領導、文化及精神認同、帶有俄國之臉的歐洲生活方式、傳統的保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帶有幾分對帝國和權威主義的懷念等。”民眾向權威主義歷史文化傳統的轉向使俄羅斯政治演進過程呈現出權威主義導向越來越明晰、權威主義色彩越來越濃厚的特征。從普京建立的 “強力政府”的治國模式到“梅普組合”的權力建構，再到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宮后的執政所為都凸顯著俄羅斯政治發展權威主義的基本特點。應當說，作為當前俄羅斯的主要政治形態，權威主義植根于俄羅斯傳統的中央集權和國家權威主義思想，植根于公眾對權威的認同和服從的政治文化傳統，它總體適應了俄羅斯社會迅速變遷過程中對秩序與權威的需求。因此，權威主義是符合俄羅斯歷史傳統與現實國情的一種政治選擇。俄羅斯深厚的權威主義歷史傳統、“超級總統制”的憲政設計、充滿挑戰的國內外形勢及普京的國家中心主義理念等因素，決定了權威主義在今后較長時期里仍將是俄羅斯政治的主要特點。

　　權威主義是在傳統政體與價值規范瓦解而新的法理型政治體系尚未確定的情況下的重要權威形式，它往往借助于傳統的價值體系與符號，作為凝聚全社會成員的精神支撐點。這種權威形式有力地抑制了轉型時期出現的價值失范和社會沖突的發展，使自身成為社會認同與國家凝聚力的重要依托。事實上，權威主義把因俄羅斯制度變遷而造成的諸多思想的、價值的、情感的碎片重新整合起來，緩解了制度變遷造成的心理緊張與價值失范，使俄羅斯民眾能夠重新凝聚在新的政治體系中，鞏固與擴大了對新政治制度的認同，從而結束了葉利欽時期長達十年之久的政治文化的無序狀態，有力地促進了俄羅斯政治文化的整合與提升，為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提供了精神動力。另外，作為從極權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的一種過渡形式，普京權威主義治國模式在強調權力集中的同時也包含著大量的民主成分。這種民主成分包括：民眾的意愿構成政府權威的基礎，民眾有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權力交接通過普選而非威嚇或強力來實現;舉行定期的民主選舉并實行嚴格的任期制;允許為數眾多的政黨包括反對黨合法地表達利益訴求，等等。這些制度安排體現的是寬容、合作、妥協、節制、平衡、調和、認同等精神，它“蘊含著異議與分歧，但它又是以同意和內聚力為基礎的。”這種新型的政治文化加強了社會整合，緩和了俄羅斯國內尖銳的政治矛盾，使政局漸趨于平穩，政治發展開始有序運行。 　　就普京本人而言，他高度重視俄羅斯精神文化在整合社會價值、穩定政治局勢、克服經濟危機等方面的突出效應。他指出，“我們國家迫切需要進行富有成效的建設性的工作，然而，在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似的社會是不可能進行的。在一個基本階層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思想傾向的社會里也是不可能進行的。”普京充分認識到政治文化的無序與分裂致使制度變遷缺乏牢固的精神支撐、社會發展面臨一致性危機的危害性。執政后他開始了整合俄羅斯政治文化、依靠精神力量團結社會、確保俄羅斯改革繼續的努力。

　　首先，他提出了以“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作用”和“社會團結”為主要內容的 “俄羅斯新思想”。應當說，普京用“俄羅斯新思想”作為將俄羅斯人團結在一起的社會特殊道德觀和共同思想基礎是卓有成效的。“俄羅斯新思想這一執政理念的踐行，緩解了意識形態領域中喋喋不休的喧囂，為消除歧義，使各方致力于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持。”

　　其次，高度重視東正教在整合俄羅斯政治文化方面的凝聚作用。普京稱東正教“有助于俄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有助于國家精神道德的復蘇”。為此，普京親自參加東正教的重要教會活動、允許中小學開設宗教課、允許神職人員進入議會或聯邦社會院、為東正教的傳播和宣傳提供各種渠道等。應當說，普京大力推動俄羅斯東正教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借本土宗教力量及信仰來規范人民思想。

　　再次，他提出“主權民主”思想。面對著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內政的批評和民主化的壓力，面對著周邊國家頻繁出現的 “顏色革命”，普京提出“主權民主”，強調俄羅斯民主模式的自主性、主權性，力求將“主權民主”確立為俄羅斯重要的政治文化價值，成為精英與民眾普遍認可的思想理念，從而維護政局的長期穩定。

　　最后，他辯證地對待蘇聯時期的精神遺產。制度發生根本性轉變的特殊國情，使如何面對歷史成為整合政治文化價值觀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事實上，轉型初期俄羅斯社會普遍流行的全盤否定蘇聯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對民族精神造成了極大戕害。擁有濃厚而敏銳的歷史感的普京對蘇聯歷史采取了辯證分析的態度，既肯定其客觀存在的歷史功績，也指出其所犯的嚴重錯誤。普京主張沿用蘇聯國歌旋律和紅旗、保存列寧遺體供人瞻仰、對歷史教科書領域進行整頓、對大清洗歷史進行深刻總結、對斯大林作出了正面評價。普京的所作所為是希望民眾正確地認識自己的歷史和創造力量，由此增強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強精神，為實現俄羅斯的民族復興凝聚必備的精神動力。

　　應當說，普京上述一系列思想與行動促進了權力機構及社會各階層之間對抗、對立程度的緩和，增強民族的自信心與凝聚力，對社會穩定、精神趨同及政治文化整合產生了積極作用。在普京的積極倡導下，俄羅斯民眾政治文化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情緒化轉向理性化，從分裂趨于整合。普京前執政時期以總統為中心的垂直權力體系的構建、2011年底杜馬選舉結果引發的多次示威游行的有序與可控、2012年以高票贏得大選的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宮等事件都折射出俄羅斯政治文化的變化。當前，俄羅斯民眾的政治認知與價值判斷方式從激進性、浪漫性和情緒化逐步走向理性化、現實性，一種理性化的觀念和態度漸占上風。人們開始全面、辯證地對待俄羅斯歷史，認識各種社會政治現象，妥協與寬容的政治精神與游戲規則逐漸發育，政治心態逐漸變得平和、理智、寬容和冷靜。應當說，政治文化整合與民眾心態的變化為俄羅斯制度變革提供堅固的心理支持，相對減少了大規模“政治參與爆炸”發生的可能性，從而使政府在改革方面有較大的回旋空間。

　　三、民主主義的訴求與政治文化的建構

　　從俄羅斯政治經濟發展的實踐看，權威主義在整合政治文化、實現政治穩定、推動經濟增長、提高人們生活需要等方面成效顯著，因而獲得了民眾的廣泛認同。但權威主義畢竟是非民主的，存在諸多弊端，如過分依賴政治領導人、缺乏相互制衡的機制和政治多元性、排斥大眾參與以及在防止和遏制腐敗方面所固有的局限性等。因此，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權威主義會日益暴露出其弱點和弊端，日益受到時代的挑戰。實際上，權威主義是基于俄羅斯特殊歷史文化與現實國情的一種過渡性政治選擇，但它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政治價值取向。俄羅斯最早提出國家應集中權力、加強政府權威的學者米格拉尼揚指出，“在由極權主義制度向民主制過渡時，承認加強權力的客觀必要性決不意味著對權威主義制度的歡呼。”從長期來看，民主主義是俄羅斯政治改革與政治發展的價值取向。

　　實際上，俄羅斯在選擇權威主義時，也并沒有否認民主的發展方向。當前，俄羅斯民眾更偏向于對權威主義政治文化的認同，并不意味著對自由民主的真正排斥，而只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出于現實的實際需要，支持權威主義的因素要遠遠超過支持民主化因素。實際上，俄羅斯政治文化傳統并不拒絕或排斥民主。事實上，在俄羅斯價值體系中有一種潛在的民主傳統存在于專制主義傳統中，因而俄羅斯政治文化并不是一種密不透風的專制主義文化。更重要的是，在當代全球化浪潮下形成的各國之間相互參照與相互影響的過程中，不可阻擋的追求民主政治發展的普遍要求，深刻地作用于俄羅斯政治生活，推動著俄羅斯政治文化的變遷。當今世界的俄羅斯，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已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對于當代俄羅斯來說，民主價值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對經濟成就或對社會富裕的追求。”盡管俄羅斯政治發展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應該承認，大多數國民已習慣于在民主、自由和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生活，不愿回到過去。民主已經成為俄羅斯民眾堅定不移的價值追求。俄羅斯人對民主的需求，是因為他們認識到，“民主是國家管理更加有效、社會競爭力更強的保障，它可使社會成員享受更好的福利。”因此，在每一次賦予權力的全民公決、總統選舉及議會選舉中，俄羅斯民眾積極參與政治生活，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一點一滴地推動俄羅斯民主化的進程。例如，在2011年12月及2012上半年，俄羅斯多個城市爆發了多次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再一次例證了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已深入人心。在一次次大規模民眾示威活動中，數以萬計的民眾涌上街頭抗議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在杜馬選舉中舞弊，要求重新選舉并終結普京的統治。應當說，俄羅斯大部分民眾對普京在葉利欽時代的混亂之后給國家帶來的穩定和發展心存感激，這是普京在2012年又一次高票當選總統的重要原因，但大規模民眾示威活動也表現出部分俄羅斯人對權威體制的不滿情緒，對民主權利的強烈訴求。“公民對民主的要求在長期視野中是最根本性因素。政治精英是否作出有利于民主政治的選擇，很重要的一點是公民對民主的要求有多強。”基于俄羅斯民眾對民主的強烈要求，普京2012年全面實行政治體系的改革，其內容主要包括直選各地區行政長官、簡化政黨注冊手續以及降低總統選舉候選人登記門檻、改變國家杜馬組成原則等。對俄羅斯而言，俄羅斯公民對民主的要求和支持是俄羅斯向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動力。正如普京指出的，“俄羅斯政治體制的未來取決于當代人的追求，取決于幾百萬公民渴望個性自由、呼喚社會公正。轉型以來，俄羅斯民眾政治文化中不斷積聚的民主、自由、公正等價值精神，為俄羅斯政治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大大促進了俄羅斯民主化的進程。 　　當前，俄羅斯雖然通過了以自由主義為導向的憲法，初步建立起了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但是同成熟的民主政治相比，俄羅斯的民主政治仍有許多不成熟的地方，存在諸多的缺陷，如選舉制度弊端嚴重、政黨政治很不成熟、公民的民主權利得不到根本保證，特別是廣受非議的以總統為核心的嚴重失衡的三權分立體制�？梢哉f，俄羅斯在形式上雖然已建立起民主制度的框架，在機制上并沒有鞏固，俄羅斯民主的質量整體不高。普京也坦承，“我們應該對我國民主發展的現狀提出批評。”導致這一狀況的深層次的原因是缺乏一種與新制度相適應的政治文化的內在支撐。

　　對俄羅斯而言，實現政治民主化的目標僅停留在理性層面或制度層面來認識和追求民主是遠不夠的，而是要將民主理念內化為公民的人格系統，轉化為公民內在的認知、情感、態度及行為習慣等。這個民主價值不斷內化的過程即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構過程，其實恰恰是民主化過程最實質的內容。“如果公民和領導人對民主的觀念、價值和實踐給予強有力的支持，一種穩定的民主的前景就更加光明;如果這些信念和傾向落實到國家的文化中，并且大部分能夠在代際之間傳承，這就是最可靠的支持。換言之，就是國家擁有一種民主的政治文化。”⑥政治發展的進程中，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是民主政治有效運行的重要環節。如果沒有民主政治文化的充分發育，民眾缺乏民主價值的普遍認同，塒公共事務較為消極與冷漠，政治參與的非理性化、無序化，缺乏政治合作、寬容與妥協精神等，將會給政治民主化帶來難以克服的障礙。只有以民主的政治文化為內在條件，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得以確立并良好運轉。處于轉型期的俄羅斯必須注重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與建構，因為民主的政治制度必須有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支撐才能穩定和長期存在，否則，只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盡管當前俄羅斯政治文化中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權等要素不斷地積累，但應看到，對俄羅斯這樣一個有著漫長的集權歷史、長期缺乏民主熏陶的國家，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一方面，民主理念是構建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要通過倡導公民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民主理念，極大提高每個公民的現代民主理念和道德素養，造就現代政治文化所要求的具有獨立的判斷能力的權利和義務主體，這是建設民主政治文化的根本前提。當然，民主理念的確立與深入對于俄羅斯這個具有集權與專制傳統的國家而言，是個不小的挑戰。另一方面，應積極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因為政治參與有利于公民的主體意識、參與意識、權利意識、平等意識和法治意識的養成，而這些正是民主政治文化所內涵的價值理念。為此，俄羅斯政府應通過不斷完善相關法律和制度、積極拓展政治參與的渠道、借助大眾傳媒傳播與普及政治參與文化等方式，為公民參與政治提供制度保證，引導公眾進行有序的政治參與。當然，俄羅斯民主政治文化建構過程的徹底完成，僅靠公民教育、意識形態的影響及政治制度的保障是絕對不夠的，它還需要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大眾教育和覺悟水平的提高、公民社會的發展等基礎條件，需要依靠民主文化對俄羅斯民眾生活方式長期的熏染和浸潤。因此，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四、俄羅斯政治文化未來發展取向

　　阿爾蒙德和維巴強調，“一個穩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發展，不僅僅依賴于政府和政治的結構：它依賴于人們對政治秩序的取向――依賴于政治文化。”從歷史上看，每一種典型的政治形態，均有一套與之相應的政治文化體系作為其制度的精神支撐，相反，如果新政治制度沒有相應政治文化的支撐，該制度若非難以為繼，也是步履蹣跚。唯有使制度凝結為制度文化或制度精神，獲得內化于主觀心理結構中政治文化的有利支撐、才能保證政治制度的順利實施，實現政治進步與社會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培育一種與新的政治制度相契合的新型政治文化，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隨著蘇聯舊的政治制度的瓦解，俄羅斯新的政治制度的確立，培育一種與新政治制度相契合的政治文化就提到重要日程上來。

　　縱觀俄羅斯政治文化無序、整合與建構的變遷歷程，可以看出俄羅斯政治文化的培育經歷了艱難又曲折的過程。俄羅斯獨立后社會普遍對本國傳統政治文化深惡痛絕，對西方政治文化推崇備至，但在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所導致的全面危機面前，傳統政治文化的作用和影響又趨強烈和明顯。希望社會安定、國家政權發揮更大作用的權威主義政治文化傳統再次成為主流社會意識，成為俄羅斯政治文化整合的思想基礎。當然，俄羅斯在選擇權威主義，從傳統政治文化汲取精神力量的同時，也無時無刻不面臨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響與沖擊。對于俄羅斯而言，政治文化培育的最根本層面是處理好本國政治文化與西方政治文化這對經久的兩難關系。

　　俄羅斯是一個有著深厚的政治文化傳統的國家，根源深厚的俄羅斯傳統政治文化具有持久性，它并不會隨著舊制度的湮滅而隨之消失，反而會一直影響著俄羅斯的政治發展進程。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②事實上，幾百年來形成的以權威主義為基本特質的俄羅斯傳統政治文化，已深深融入俄羅斯民族的血脈，它不僅將長期存在，而且仍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對俄羅斯當代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產生著深遠影響。當然，在俄羅斯傳統政治文化中也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負面因素，如權力崇拜、官僚主義、家長制作風、依賴與順從心理、政治參與中的冷漠傾向、重人治輕法治、情緒化嚴重、容易走極端等，在短期內很難徹底清除。對于當代俄羅斯的政治發展而言，這些負面因素是很大的障礙。對于本身就不成熟的俄羅斯民主政治而言，這些負面因素所滋生的“非正式制度”可能會侵蝕國家的正式制度規定，使得俄羅斯正式制度安排變了形、走了樣。總之，對于處在轉型進程中的俄羅斯而言，必須重視傳統政治文化的歷史慣性和持久的政治影響力，既要注重發揮傳統政治文化的優勢資源，又要注重消除傳統政治文化的負面影響。

　　事實上，“真正寶貴的東西，并非一套輕而易舉便能照搬來的特定制度，而是某些隱而不顯的傳統”。俄羅斯獨立后搬用西方政治制度之所以難以取得預期的實效，深層次的原因是俄羅斯不可能把相應的西方政治文化傳統也搬過來，俄羅斯不具備與西方政治制度相配置的政治文化，“西方文明八個特征之中的七個――宗教、語言、政教分離、法治、社會多元化、代議制機構、個人主義――幾乎完全與俄羅斯的經歷無緣”。盡管全盤西化改革使俄羅斯陷入了嚴重的困境，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西方政治文化傳統的價值意蘊。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西方政治文化內涵著諸多具有普遍性的科學內容，如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思想，人民主權、社會契約、權力制衡和法律至上的政治精神，以及在政治體制與政治運行機制上一些合理制度。作為后發外生型的國家，俄羅斯傳統政治文化中缺乏民主資源，存在著許多與政治發展極不相容的落后因素，再加上民主實踐的時間較短，客觀上需要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合理的政治因素和優秀成果，培育公民民主、自由、法治、理性的政治精神，以消除自身傳統文化的種種弊端，推進俄羅斯政治的民主化。當然，在學習與借鑒過程中，俄羅斯也要防范西方政治文化具有文化霸權色彩的擴張、沖擊與滲透。

　　俄羅斯政治文化變遷的歷程表明：一國在初步完成政治制度建構后，為確保政治發展的良性運行，必須重視相應的政治文化的培育。而培育方式必須兼顧傳統政治文化與西方政治文化，既要對傳統政治文化進行合理的吸收與揚棄，又要大力借鑒西方政治文化的有益成果;既要注重傳統政治文化與西方政治文化的凝聚和整合，又要注重傳統政治文化與西方政治文化的碰撞和沖突，最終使政治文化與制度、體制的相融合，使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社會發展相吻配。當然，政治文化的培育過程絕非一蹴而就，而必然要經歷一個長期的磨合、吸收、消化、沉淀，最終融會和升華的過程。這就是俄羅斯政治文化變遷對于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未來政治發展所能提供的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