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時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包括品質化的精神文化需要，而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離不開社區文化治理。在新時代背景下，社區文化治理在行動主體、治理對象、運行機制和治理目標等多方面呈現出新趨勢。社會互構論為理解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呈現的新趨勢提供了理論借鑒。在促進國家、市場和社會的相互型塑、相互建構中推動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有利于滿足新時代社區居民品質化的精神文化需要。

　　【關鍵詞】社會互構論;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目的，要求不斷促進經濟社會的平衡發展和充分發展。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終將落腳在基層人民的生活之中，因此必須不斷加強基層社區治理。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1] 在新時代背景下，作為社區治理的重要方面的社區文化治理有著更加豐富和明確的內涵和要求，即要不斷滿足社區居民的品質化的精神文化需要。本文將在社會互構論的理論視野下探討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分析新時代背景下社區文化治理面臨的新趨勢，從把握社會互構論和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的內在關系入手，進而提出推進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的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多元互構路徑。

　　一、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的新趨勢

　　社區不僅是一個以文化為基因的有機體，也是一個以文化為紐帶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社區文化作為社區治理的重要社會資源，是指社區居民在長期的共同生產和生活過程中自發產生和形成的并為社區居民廣泛接受并分享的思想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的總和。社區文化具有穩定性，在長時期內會對社區的方方面面產生特殊的作用。保證社區治理的正常秩序和合理運行與社區文化治理是密不可分的，社區文化治理對于保證社區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有學者指出：“社區文化治理就是嵌入治理與文化權力理論，建構起合作共治的多主體架構，借助市場與社會等多重機制，旨在推進社區文化繁榮，建構社群公共性，重建共同體生活方式的行動過程。”[2] 社區文化治理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過程，是具有豐富內涵和多樣形式的社區文化網絡。加強社區文化治理有利于對社區各類文化資源的整合，充分調動社區文化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并且充分滿足社區居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增強社區治理的有效性。進入新時代，人民有著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包括物質需要、文化需要、公平正義需要、民主法治需要等多方面需要。其中，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滿足主要依賴于文化建設，即需要國家、市場和社會共同創造豐富的文化產品、提供完善的文化服務以及開展多種多樣的文化活動。基層社區是國家、市場和社會進行文化治理活動的最終落腳點，社區文化治理是文化治理在微觀層面的重要體現，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圍繞著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品質化的精神文化需要展開，在行動主體、治理對象、運行機制和治理目標等方面呈現出著許多新趨勢。

　　第一，在行動主體方面，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包含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共同參與。在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過程中，政府部門、市場企業和社會組織都是重要主體，市場機制、社會機制與行政機制在這一過程中共同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社區文化治理需要構建以多主體為基礎的組織架構，發揮這一組織架構的結構性功能，借助各種機制，實現主體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形成整體性合力。新時代背景下政府應逐步實現由統治管理向提供服務轉變過渡，發揮其在促進社會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中的服務型職能;而市場在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過程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充分發揮市場在社區文化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有利于社區文化治理迸發出生機活力;社會組織在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中承擔著重要責任，其可以提供更加專業更加針對性的服務，以滿足居民個性化品質化的文化需要。

　　第二，在治理對象方面，在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中，社區文化治理的對象囊括了社區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社區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環境，并擴展到鄰里關系、文化認同、社區精神等領域。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應當包含社區物質文化、社區制度文化、社區精神文化和社區行為文化等多方面的內涵，政府要建立健全市場和社會參與社區文化治理的制度政策;依靠市場和社會完善社區文化基礎設施，增加對社區文化治理的投入;并且要以不斷改善鄰里關系，增強社區居民對社區文化的認同和培育具有鮮明特點的社區精神為目標。

　　第三，在運行機制方面，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要改變以往政府單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而要采取多元主體上下結合的方式進行治理。以往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和運行機制在調動市場和社會的積極性和利用社區資源方面存在很多問題，不利于社區文化治理取得良好效果。在新時代背景下社區文化治理不應再單純采用自上而下的推動方式，而應該采取上下結合互構聯動的方式，充分發揮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相互促進、相互作用的治理方式。

　　第四，在治理目標方面，社區文化治理的目標不只涉及社區文化領域的發展，而且還關系到社區治理的整個層面，涉及到社區治理的諸多領域。社區文化不只是社區治理中的重要方面，其對于社區經濟、政治、生態和黨建等方面也都具有重要作用。社區文化治理的目標是要提高社區居民的文化素質，增強社區居民的文化素養和提升社區居民的道德境界。一旦社區居民具有了良好的文化素質、文化修養和道德境界，這將對他們在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保護生態環境方面也會產生相應的影響，社區居民會更加有序地參與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從而不斷實現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

　　總之，與以往社區文化治理研究側重從制度、結構等方面的因素入手，強調政府在促進社區文化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不同，新時代背景下的社區文化治理更加側重于滿足社區居民的品質化的精神文化需要，更多地依靠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元主體之間的互動合作，充分以社區居民的文化需要為主，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動員市場企業力量以及充分調動社區居民的參與積極性，共同參與社區文化治理，從而滿足不同層次社區居民的精神文化需要。

　　二、社會互構論的理論視角及其與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的關系

　　針對國家與社會、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很多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關于“國家 - 社會”關系主要有以下三種認識。一是附屬說。一種是國家高于社會說，另一種是社會高于國家說。前者認為社會是國家的附屬，國家對社會有著全面的塑造作用，而社會只能順從國家意志行事，對國家無法產生有力的影響;而后者觀點認為社會先于國家而存在，國家只是為實現社會發展目標、增進福祉的工具，因此應該將國家權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應當盡量減少國家對社會的干預，并保持較小的政府規模。顯然，這類觀點是比較偏激的，不能準確反映現實情況。二是對立說。該觀點認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是后者對前者的對抗，著眼于市民社會對國家反抗的一面。三是互動說。鄧正來提出了“市民社會與國家間良性的結構性互動關系”的觀點，該觀點認為：國家與市民社會是相對獨立的組織，國家為市民社會的合法活動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市民社會的活動以國家抽象的立法為普遍的行為規則。

　　值得注意的是，鄭杭生、楊敏對“國家 - 社會”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從個人與社會關系這一社會學基本問題出發，提出了社會互構論，并將該理論用以指導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研究，認為二者通過解釋機制和法理機制存在互構關系。社會互構論主要討論了個人與社會、社會與國家等主體之間的互構共變關系。首先，社會互構論認為，個人是社會的終極單元，社會則是個人的存在方式。個人與社會這兩大社會行動主體間是一種互構共變的關系，互構即是指個人與社會相互建塑與型構的關系，共變是指社會關系主體在互構過程中的相應性變化狀態，相應性是共變狀態的基本特征。其次，在社會互構論看來，社會與國家分別表征了人類生存共同體相互關聯的兩個層面，社會以個人為其終極組成單元，是由諸多個人相互聯結而形成的整體，是存在于個人及其諸多個人所組成的群體關系之中的共同體;國家是擁有著最高權力屬性的政治組織，是以科層制為聯結模式的政治共同體，表征著現代社會的行政管理體系和公共秩序系統。[3] 由此可見，社會在互構過程中是國家權力運作的前提，脫離了社會的具體要素，國家的權力就無法實現;國家通過對社會的制度約束，從而保證社會實現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

　　社會互構論也對互構的條件進行了闡釋。社會互構論提出，互構在其現實性上，應是社會主體在一定時空情景條件下發生的、具體而生動的實踐過程。這里所謂的“情景條件”一般具有三個面向：一是多元性參與，參與主體的多元化主要是指“質”的差異，如不同類別的個人、群體、組織等;二是主體性資格的認可，具體包括互構參與者具有基本的主體性資格，特別是具有參與互構的實踐素質和能力;三是互構資源的條件保障，與社會互構過程相關的、可以為互構參與者運用的一切要素——資本、規則、機會、符號等——這時都具有資源性的意義。具體而言，社區文化治理主體主要包括國家、市場和社會，這三個主體本質上具有根本性的差別，并且國家、市場和社會都有其特定的結構，發揮著不同的功能作用，另外國家、市場和社會內在也包含了不同的要素，可以為互構共變提供相應條件。

　　將“社會互構論”作為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的基礎，可以提供新的思路。研究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不能單純分析單個行為主體的作用，而是要放在互構共生的環境中探討行為主體間的合作共謀。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凸顯了國家、社會和市場關系重新定位的重要性。當前社區文化治理的主體正逐步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政府已不再是唯一主體，市場企業和社會組織在推進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社區文化治理的機制也不再是單一機制，而是依靠多種機制進行。利用 “社會互構論”這一理論視角來看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各個行動主體需要合理行使自身的權力(利)，承擔責任和履行義務，從而建立平等的參與機制，通過對話來增進理解，確立共同目標，在主體間的相互型塑和同構共生基礎上，建立社區文化治理運行聯合體，促進社區文化的發展。

　　三、社會互構論視野下推進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的路徑

　　思考政府、市場與社會是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中的重要主體，三者之間密切聯系，相互作用。由政府、市場與社會所構成的社區文化治理的多元主體，意味著需要構建一種新的社會分工體系，促使三者能夠更好地發揮各自功能。在多元主體之間形成合理關系的基礎上，通過明確各自的角色定位并實現相互型塑、同構共生，從而不斷推動社區文化治理取得更大成效。

　　第一，促進國家職能與社會力量的相互型塑。政府和社會在社區文化治理中承擔著不同的功能。政府在社區文化治理扮演著制度供給者這一重要角色，通過行使自身的權力以及履行自身的責任，不斷推動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國家職能的發揮最終依靠政府權力的實現和責任的履行，政府通過行使權力履行社會服務職能，不斷實現自身責任，推動社會發展。社會在社區文化治理實踐中承擔著政府公共管理職能之外的職能。社會是指在政府之外的社會組織，具有公益性、非營利性、獨立性、民間性等屬性。社會力量主要依靠社會組織實現，社會組織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實現其自身的作用，社會組織能起到凝聚社會力量、監督公共權力行使、調解社會矛盾、維護公共利益的作用。由于市場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發展，社會關系日益復雜化，社會問題矛盾層出不窮，政府在社會治理中能發生作用的地方越來越有限。在社區文化治理的具體過程中，政府行使公共服務職能是有限的，這就需要社會組織的參與和協助，需要各類社會組織發揮公共服務職能，以實現對政府職能的補充，為社區居民提供更加專業和具有針對性的文化服務以滿足社區居民的需要。在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并且同時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國家層面，即黨和政府層面，應當在依靠制度的基礎上實現對社區文化發揮領導作用;而在社會層面，社會組織應當承擔黨和政府之外的責任和義務，促進國家權力運作的正常秩序，消除制約因素，推動社區文化治理發展。政府要為社會組織發揮作用提供寬松的社會環境。社會組織通過自治的方式，成為政府進行社區文化治理的合作者，可以彌補政府的不足。政府在社區文化治理的過程中，要通過立法明確社會組織的合法性，制定政策為社會組織提供支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專業優勢，不斷激勵社會組織提供更加專業和個性化的文化成果，滿足社區居民的文化需要。社會組織要充分發揮其自身功能，彌補國家職能發揮的局限性，在社區文化治理中承擔國家職能以外的責任和義務。政府通過購買專業化的社會組織的服務，可以彌補自身能力的不足，從而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

　　第二，實現國家職能與市場作用的相互配合。政府權責實現和市場作用的發揮在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的過程中是相互作用的。經過改革開放 40 年的發展，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生了明顯變化，以往政府一元治理已轉變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態勢，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從控制走向融合，從對立互斥轉向良性互動。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在新時代的發展要求就是要形成共建共贏的關系，通過合理的政策引導和資源配置，實現優勢互補，共同推動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在合作共建的機制下，政府職能與市場力量實現相互型塑和建構，政府管好政府該管的，不再缺位、越位和錯位，企業承擔好自己該承擔的，在生產和供給社區文化產品過程中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結合。明確政府在社區文化治理中承擔的職能，分析市場企業推動社區文化治理的動力所在，認清強化市場參與社區文化治理的重要意義，對于推動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活動的廣泛開展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政府是社區文化治理的主要責任承擔者，以強制力保障法律制度政策得以執行，保證社區文化治理中市場秩序的正常運行。政府的引導可以確保市場沿著正確的發展方向前進，由于某些市場企業造成的外部性問題難以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因此政府對于市場的管制是必要的和不可替代的。然而，政府的職能發揮是有限度的，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是有限的，不能代替市場。充分發揮市場在社區文化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彌補政府的有限性，實現政府與市場相得益彰，共同推動社區文化治理。

　　政府既是政策制度規范的制定者，同時也是執行者和監督者。政府在引導市場力量參與社區文化治理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制定有利于維護企業經濟效益同時也能激發其創造社會效益的政策制度，充分吸引鼓勵企業投資社區文化治理，同時還要制定相應制度規范監督評估企業社會效益的承擔情況。此外，還應該建立健全市場中的企業利益訴求表達渠道，不斷實現和發揮好政府的社會服務職能。對于社區文化治理中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最重要的是精簡政府權力，合理劃定政府權限，減少政府在微觀領域的干預。為了充分發揮市場在社區文化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經濟活力和創造力，應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減少不必要的審批，充分給予市場在參與社區文化治理中的自主權。政府是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必須依靠其權力來制定社區文化治理的相關政策和制度，為市場企業參與社區文化治理制定具體規則要求，從而保證社區文化治理的正確方向，規避市場作用在社區文化治理中可能產生的弊端。

　　市場力量的參與有利于激發社區文化治理活力，可以彌補政府行政機制的不足。在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過程中，僅僅依賴政府行政機制作用的發揮，會導致社區文化治理效率低下，而市場力量的競爭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彌補這一缺陷。政府通過行政機制在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過程中發揮著政治引領作用和政策制度的指導作用，但同時又缺乏機動性和靈活性，因此，這時就需要通過吸納市場競爭機制，從而激發社區文化主體的活力，調動積極因素參與社區文化治理，從而提高社區文化治理成效。市場競爭機制在社區文化治理過程中作用的發揮主要是通過激發市場企業的積極性，使其積極參與社區文化產品與服務生產或供給的過程，不斷豐富社區文化產品與服務的數量，提高社區文化產品與服務的質量，實現社區文化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為社區居民提供多樣選擇進而滿足自身文化需要。因而，市場力量的競爭性參與可以顯著提升社區文化治理能力。

　　依靠市場力量，打造社區文化產業有助于推動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上新臺階。文化一般具有產業化特征，社區文化產業是社區文化的重要方面。社區文化產業主要是依靠市場力量，通過對社區文化資源的挖掘，培育社區文化品牌，并打造社區文化產業。就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而言，發展社區文化產業就是對社區文化事業的補充，不僅有助于繁榮社區文化經濟，而且有助于改善社區文化民生，進而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和培育社區公共性，重塑社區共同體生活方式。在實踐層面，發展社區文化產業離不開政府的政策制度支持，同時也需要各類市場力量的積極投資和參與，擴展社區文化產業發展空間，走社區文化公益化和市場化相結合的道路。總之，推進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不僅需要政府行政機制的方向引領作用，而且需要市場力量不斷參與發展社區文化產業。

　　第三，保證社會力量與市場作用的共享互惠。

　　社會力量和市場作用相互交織在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中有其獨特的互構方式和路徑。隨著社區文化治理的日益深入推進，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在參與社區文化治理過程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發揮市場在社區文化治理中的作用，實際上就是要使企業與社區社會組織建立緊密聯系，共同參與，合作共建。市場企業可以為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文化治理提供資本支持，企業和社會組織在社區文化治理過程中通過形成共享互惠的機制不斷豐富社區文化治理成果，以滿足社區成員的精神文化需要。通過共享互惠的運行機制，社區各類社會組織特別是文化類社會組織可以獲取更充足的財物支持，從而為社區居民提供更加專業化和更具針對性的文化成果;企業則可以通過積極參與社區文化治理，為社會組織提供便利條件，履行參與社會建設的責任，從而提升企業的社會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力。社會力量和市場作用在彼此型塑和互構過程中不僅推動了社區文化治理，而且也促進了自身發展。不過，社會組織和市場企業在本質上具有不同的屬性，在共同參與社區文化治理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實現相互適應和調整。

　　社會力量會對市場作用的發揮產生影響。社會組織可以引導市場中的企業做出有利于社區文化治理的決策，同時對市場企業的行為進行監督。作為市場的監督者和推動者的社會力量，主要是通過社會組織對市場參與社區文化治理的狀況進行必要的監督和推動。作為社會責任的實施者，企業通過培育社會主體意識，強化公共精神和公共行為，積極投入參與并主動承擔社區文化治理。在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過程中，社區文化類社會組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其具有的公益性、群眾性和專業性有助于激發社區文化治理取得最大成效。首先，社區文化類社會組織有助于實現政府權力和市場資本的平衡，可以有效抑制政府官僚制和市場趨利性的不良影響，通過調整政府運行機制和市場運行機制避免失靈狀況，從而形成推動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的整體合力。其次，社區文化類社會組織可以彌補政府和市場在調動人民參與集體行動的不足，可以通過聯合社區居民形成團體力量，充分表達自身的文化訴求，捍衛自身文化權益，改善社區文化發展環境，從而實現自身文化需要。再次，社區文化類社會組織通過宣傳教育等方式可以有效提升社區居民的公共意識和民主意識，增強社區成員的集體意識，有利于提高社區民主程度，從而提升社區文化治理能力。社區文化類社會組織與社區居民聯系緊密有利于增進社區成員間的社會交往，形成激發社區文化治理活力的社會資本。在推進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的實踐過程之中，迫切需要在社區大力培育文化類社會組織，并通過其提供具有專業性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來滿足社區居民的文化需要，實現其公益性服務作用。在社區培育文化類社會組織滿足社區居民的精神文化需要，首先，需要充分發揮基層社區黨組織和政府部門的領導作用和規范引領作用，要建立健全完善文化治理制，建立健全有助于社區文化組織運行和文化活動開展的保障機制;其次，需要充分發動社區成員積極參與文化類社會組織，提高他們的參與積極性和熱情，積極主動參與文化類社會組織開展的文化活動;再次，不斷培養文化人才，激勵他們組建或加入社區文化類社會組織，起到示范帶頭作用。

　　四、結語

　　以社會互構論為理論基礎推進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必須以構建國家、市場與社會的互構關系為現實目標，推動國家、市場與社會三個主體相互協作，國家的管制作用、市場的自律精神和行為與社會的監督手段互為補充，構筑成一個完善、高效的社區文化治理體系。國家、市場和社會各有自己的優勢和缺陷，只有合理確定各自的活動范圍、職責權限，實現三者的良性互構，才能真正實現新時代社區文化治理取得大成效。〔本文基金項目為中央財經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基金資助項目(201724)〕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 :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7:49.

　　[2] 李山 : 社區文化治理 : 主體架構與實踐行動 [J]. 云南行政學院學報 ,2017(1):24-29.

　　[3] 鄭杭生 , 楊敏 : 社會互構論 : 世界眼光下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新探索——當代中國“個人與社會關系研究”[M]. 北京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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