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甘肅省2006～2011年16個工業行業面板數據，實證分析甘肅承接區際產業轉移后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及行業內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行業內技術溢出效應不利于工業經濟增長由粗放轉向集約，而行業間前向溢出效應對此具有顯著推動作用。另外，產業發展水平、對外開放度和人力資本在較高條件分布情況下對行業內技術溢出作用明顯，而技術研發水平則不利于產生行業內技術溢出。

　　關鍵詞：文化產業論文,區際產業轉移,行業技術溢出,經濟增長方式,影響因素

　　Linkage Studies on Intra-industry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e Inflow Area

　　――A Case Study for Gansu Province

　　GUAN Ai-ping， CHEN Chao

　　(School of Busines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Based on the 16 industrial sectors panel data from Gansu province over the 2006 to 2011 peri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economic growth modes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intra-industrial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ra-industry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is not beneficial for the shift of industrial economic growth from extensive mode to intensive mode， while inter-industry forward spillover effect has an obvious propelling function.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degree of opening， and human capital level have obvious influences on inter-industry technology spillover.

　　Key words：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industrial technology spillover;economic growth modes;influential factors

　　引言

　　自從MacDougall發現在FDI過程中伴隨技術溢出效應以來[1]，作為深度FDI結果的區際產業轉移便被賦予了更加重要的現實意義。早期理論界對產業轉移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往往從行業內角度出發，且結果存在爭議。如：Caves對加拿大和澳大利亞[2]、Behrman 和 Wallender對美國[3]、Nadiri對歐盟、陳濤濤對中國的研究都發現了FDI具有比較明顯的行業內技術溢出，并極大提升了承接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而Aitken 和 Harrison(1999)、Djankoc 和 Hoekan、Kinoshita(2001)對委內瑞拉和捷克等國的研究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針對這種情況，相關學者們開始關注行業間的垂直技術溢出效應。Javorcik認為FDI通過后向關聯提高了立陶宛企業的生產率[4]，王蒼峰則將我國行業內技術溢出與行業間的前后向聯系做了對比[5]。從研究方法上來看，Grilliches早在1979年就指出，技術的外溢具有隨地理距離衰減的特征，而以往的研究幾乎沒有將距離因素納入考慮。隨著空間計量技術的不斷成熟，我國學者也開始從空間維度重新考慮產業轉移的技術溢出問題。如：陳琳、趙放和劉秉鐮等人就分別用空間計量手段考察了產業轉移過程中的技術溢出效應[6，7]，并取得了積極的成果。造成產業轉移行業內技術溢出效應不顯著的另一個原因被認為是承接地對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Keller、賴明勇等人認為人力資本水平是影響吸收能力的關鍵因素;張存菊則利用面板數據分析了區際產業轉移的粘性問題[8]。張宏、許和連、李平、關愛萍、李娜等人著重從行業開放度、技術差距、市場競爭、知識產權保護和吸收能力的門檻效應等方面進行了探究[9～11]。

　　通過對文獻進行梳理不難發現，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缺乏創新已經成為我國區際產業轉移行業內技術溢出研究的一大障礙，因此必須將行業間技術溢出效應也歸入研究體系，同時將技術溢出與經濟增長方式聯系起來進行聯動研究才能在相關領域更進一步。尤其對于我國西部地區來說，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顯得比追求經濟增長本身更加緊迫。因此，本文從空間角度研究區際產業轉移行業技術溢出效應對甘肅省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以期發現一些有用的結論;同時采用分位數回歸方法深入剖析行業內技術溢出的影響因素，力圖找出制約甘肅省行業內技術溢出吸收能力的關鍵要素。 　　1 指標構建、計量模型的設計與變量說明

　　1.1 甘肅省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評價

　　由于全要素生產率(TFP)可以全面和動態地反應經濟總量的變化，尤其是強調了技術因素對產出的影響，因此我國理論界通常采用該指標來衡量經濟增長。但遺憾的是其無法反應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因此，本文借鑒了趙文軍等人的做法[12]，選用全要素生產率對產出的貢獻率(RTY)來反映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

　　假設i行業在t時間的生產符合C-D生產函數，即：Y=AitKαitLβit。由此可知，產出增長的變化率gYit(ΔYit/Yit)取決于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率gAit(ΔAit/Ait)、資本增長率gKit(ΔKit/Kit)和勞動增長率gLit(ΔLit/Lit)的變化。即存在：

　　gYit =gAit +αgKit +βgLit(1)

　　將式(1)兩邊同時除以gYit可得：

　　1 = gAit/gYit +αgKit/gYit +βgLit/gYit(2)

　　對式(2)進一步變形可得：

　　RTYit=gAitgYit=(Ait-Ait-1)/Ait-1(Yit-Yit-1)/Yit-1(3)

　　其中，RTYit代表全要素生產率對產出的貢獻率指標，其值上升說明經濟增長方式趨向集約化和內涵化，反之則說明經濟增長方式趨向粗放化和外延化。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數法對行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投入變量設定為行業i在t時間的固定資本存量K和勞動投入L，產出變量則是對應的總產值Y，L和Y的值由《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相關數據平減得來，固定資本存量K的計算采用永續盤存法，以2000年為基期進行盤存。

　　根據式(3)，可得出甘肅省16個工業行業2006～2011年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趨勢，見表1。

　　通過表1可見，16個工業行業在6年間經濟增長方式起伏較大，部分行業在中間年份一度出現向集約化轉變的趨勢;但總體而言，行業經濟增長方式仍未擺脫依靠資源投入的模式。本文將從行業內技術溢出效應的角度探討區際產業轉移對甘肅省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

　　1.2 計量模型的設定

　　1.2.1 經濟增長方式傳統面板模型的建立

　　在借鑒Kugler(2001)等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從行業內和行業間兩個層面對區際產業轉移的技術溢出效應展開聯動研究，并將考察其對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基礎回歸模型如下：

　　RTYit=β1Kit+β2 Lit+β3RDi(t-1)+β4LnGAPi(t-1)+β5Hit+β6Fit+β7Bit+μit(4)

　　其中，被解釋變量RTYit如前文所述，Kit和Lit分別表示i行業t時間的資本和勞動投入，分別采用經過永續盤存的行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和當年行業從業人員數來表示;變量RDi(t-1)用來衡量甘肅省工業行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其值由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來表示，考慮到研發投入對技術水平的影響可能存在一定的時滯，故采取滯后1年;變量LnGAPi(t-1)反映行業內甘肅和外省的技術差距水平，同樣做滯后1年處理。Hit為行業水平技術溢出效應指標，由國內省外投資對行業固定資產合計占比計算得來，這里用國內省外投資作為區際產業轉移的代理指標;變量Fit、Bit分別代表行業間的前向和后向技術溢出效應，即用來衡量行業總投入中有多少來自于上游和下游行業中的省外投資，其計算方式如下：

　　Fit=∑i≠jαijHjt

　　Bit=∑i≠jβijHjt(5)

　　其中Fit表示行業i的中間投入來自上游行業j的份額，Bit表示上游行業i中提供給下游行業j的份額。

　　1.2.2 經濟增長方式空間面板模型的建立

　　本文嘗試將空間距離因素加入模型以對區際產業轉移技術溢出效應形成約束。借助陳琳[6]的研究方法，將傳統回歸模型轉化為以下形式：

　　RTYit=β1Kit+β2Lit+β3RDi(t-1)+β4LnGAPi(t-1)+β5wHit+β6wFit+β7wBit+μit(6)

　　相比式(4)，將空間權值矩陣w與技術溢出的代理變量Hit、Fit和Bit進行連乘處理，以控制技術溢出效應隨距離因素所造成的衰減。考慮到本文從行業層面開展研究，因此選取行業間的技術距離構建空間權值矩陣，參考潘文卿(2011)等人的方法，使用甘肅省2007年投入產出表中產業部門直接消耗系數結構向量的角余弦(產業相似度)來計算，具體方法如下：

　　Φij=∑akiakj∑a2ki∑a2kj

　　Dij=1-Φij(7)

　　其中，Φij為產業相似度，aki和akj分別表示第i產業部門與第j產業部門直接消耗系數結構列向量的第k個位置的元素，Dij為行業間的技術距離。計算中涉及到的行業直接消耗系數來源于《2007年甘肅省投入產出表》，并采用加權平均法計算其余年份的產業相似度。最后利用行業間的技術距離，便可以得出基于行業間聯系的空間權值矩陣。

　　1.2.3 行業內技術溢出影響因素回歸模型的建立

　　在綜合比較國內外相關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著重從行業對外開放程度(OPEN)、產業發展水平(ID)、人力資本水平(L)、行業自主創新能力(RD)和行業技術差距(GAP)四個方面來考察其對行業內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回歸方程設計如下： 　　Hit = β1OPENit + β2IDit + β3LnLit + β4 RDi(t-1)+ β5 LnGAPi(t-1)+ μit(8)

　　其中Hit為水平技術溢出指標，OPENit為行業開放程度，用t年國內外省投資占i行業工業總產值的比來表示;產業發展水平IDit的計算由t年i行業工業銷售額占甘肅省規模以上工業行業銷售總額的占比得出;人力資本水平、行業自主創新能力和行業技術差距指標的選取同上文。

　　1.3 數據來源及變量說明

　　基于數據可得性，本文選取甘肅2006～2011年16個工業行業進行實證研究。國內省外投資數據由甘肅省商務廳的原始統計資料整理得來，并利用以2000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進行平減;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RD)來自歷年《甘肅發展年鑒》，缺失數據利用SPSS軟件中的線性趨勢法進行插補，并以45%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和55%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加權合成指數作為平減指數對該數據進行平減。行業技術差距(GAP)的值則通過DEAP2.1軟件中的多階DEA方法得出。產業發展水平(ID)則通過相關年份的《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計算得來。

　　2 實證結果及分析

　　2.1 行業技術溢出效應對工業增長方式的影響實證分析

　　考慮到上文設定的式(4)和式(6)可能會產生系統內生性問題，因此本文參照Arellano和Bond(1991)的研究，采用系統GMM方法對其進行估計。使用Stata 11.0對式(4)、式(6)進行系統GMM回歸并進行過度識別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在不考慮距離因素的情況下，模型選取的工具變量全部有效，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行業內水平溢出并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轉向集約，甚至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副作用;而行業間前向技術溢出則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方式走向集約化，后向溢出則對這種改變的貢獻并不顯著。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西部省份的自主創新能力還未形成規模，因此從行業內角度來看，要素投入仍是經濟增長的“源動力”;在這種情況下，行業間的前向技術溢出更能發揮“及時雨”的作用，當省外優勢產業投放于行業上游時，能夠及時帶動下游產業的自主技術創新，并通過競爭效應促進上游企業的技術水平，從而使經濟增長方式走向依靠技術的集約模式。同時不難發現，當模型中逐步加入控制變量(RD、GAP)時，人力資本因素越來越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改變。可見，西部省份人力資本水平還較低，無法有效吸收技術溢出效應。最后，同業技術差距因素明顯提升了經濟轉型的動力，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經濟發展如果向以技術為依托的集約化轉變，一定的技術空間是必要的。

　　而在空間面板范式下，考慮了行業技術距離的行業內技術溢出與行業間前向溢出結果與傳統面板下的研究如出一轍。可見，技術溢出效應的擴散難易程度并不能顯著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與前文不同的是，在不涉及同行業技術差距因素(GAP)時，行業間后向技術溢出效應同樣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行業內技術差距對行業間技術差距形成了干擾，且在考慮行業間技術距離因素的情況下，處在下游的省外轉移產業很難將技術溢出傳遞給上游的本省企業，因此造成經濟增長方式趨于保守。同時，隨著空間距離思想的引入，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轉型的正效應得以充分發揮，而人力資源投入則恰恰相反。從原理上講，同是要素投入作用效果卻迥然不同，這也說明了甘肅省工業資源配置上的不合理，人力資本水平低仍是制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主要障礙。

　　2.2 行業內技術溢出效應影響因素的實證結果分析

　　為了更加詳細地考察在不同的行業內技術溢出條件下，各種因素對這種溢出的貢獻力度，本文采用Koenker和Bassett(1978)的分位數回歸理論開展實證研究，利用Eviews7.2軟件可得具體結果如表3。

　　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行業開放程度在任何分位數水平上均可以顯著地促進行業內產生技術溢出效應，這說明只要一個行業接受產業轉移，對外省先進技術持包容態度，才能更好地激發行業內技術溢出，從而提升經濟發展水平。而對產業發展水平而言，較低和較高的分位數水平對技術溢出效應作用明顯，中間分位則不太能夠發揮作用。可見在產業轉移進入的初期，一個積極發展的朝陽行業更能夠激發行業內產生技術溢出，同時在技術溢出比較穩定的時期，其作用同樣明顯。人力資本水平則隨著分位數的提高對行業內技術溢出效應的促進作用逐漸下降，說明對于我國西部落后地區的產業發展而言，行業內技術溢出越難發生，越應該從人力資本角度著手去思考對策。行業技術差距因素則隨著分位數水平的逐漸加大，對行業內技術溢出的影響由負轉正，但并不顯著。這反映了只有存在較大的技術空間，才更易于產生溢出;而行業自主研發水平則剛好相反，從理論上不難理解，行業自主研發水平越高，越能夠抑制外部技術的進入。

　　3 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對甘肅省承接區際產業轉移行業內技術溢出效應進行聯動研究，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通過使用傳統面板模型和空間面板模型對甘肅省工業行業經濟增長方式展開對比研究發現，無論是否考慮行業間技術距離，行業前向技術溢出效應都非常利于經濟發展由粗放轉向集約，而行業內技術溢出效應則不利于這種轉型發生。同時隨著空間因素的加入，資本與人力投入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作用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技術距離確實對研究結果具有放大作用。遺憾的是，當從經濟增長方式角度對區際產業轉移技術溢出效應進行研究時發現，甘肅省工業經濟增長方式依然以要素投入為主，并未顯著向集約化增長發生傾斜。

　　第二，當對影響行業內技術溢出效應的相關因素開展研究后發現，行業開放度無疑是產生行業內技術溢出的關鍵，而產業發展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雖然能夠促進行業內技術溢出，但通過分位數回歸足見其作用路徑卻并不相同，前者在較低和較高分位數水平較為明顯，后者則伴隨分位數水平上升而上升。行業自主研發水平和同業技術差距則在較低分位水平不利于產生行業內技術溢出，不同的是，在高分位水平同業技術差距對技術溢出的影響由負轉正。 　　基于以上實證分析結論，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首先，加大力度引進上游行業區際產業轉移，同時著重提升甘肅人力資本水平與資本投入之間的協調性，為行業內技術溢出效應的承接做好鋪墊。對于同業技術距離與自主研發則要因地制宜地進行篩選，優先發展技術差距大具有相對劣勢的行業，以促進經濟增長方式向技術主導型發生

　　轉化。其次，繼續保持工業行業對省外資金技術的吸引政策，通過行業的開放態度從宏觀層面為外省區際產業轉移保駕護航。更重要的是，必須積極對產業轉移技術溢出的進程加以觀察，以便在不同的溢出階段針對具有不同發展水平和創新能力的行業進行配套要素投入，盡可能實現行業內技術溢出效應的最大化，切實帶動甘肅省乃至我國西部地區實現產業升級，實現經濟“又好又快”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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