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省際和行業兩個層面數據進行CLM和NLM計量分析，實證研究集聚效應對臺灣地區在中國大陸綠地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研究表明，臺企集聚和亞企集聚對臺灣投資者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區位選擇有重要影響，外企集聚的影響不顯著，臺企的投資行為遵循序列選擇原則，投資者首先對區域進行選擇，然后再對選擇區域的省份進行選擇。

　　關鍵詞：山西大學學報,臺企集聚,FDI,區位選擇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1.21

　　Study on Effects of Foreign Agglomeration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Empirical Data from the Taiwan Area Invest in China

　　XIE Meng-jun1，George S CHEN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Yantai 264005;

　　2.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Armidale，England 2350)

　　Abstract：Provincial and industry level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CLM and NLM measurement， this paper study on effects of foreign agglomeration in Taiwan regions green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in China mainland.The results show that Taiwan enterprises agglomeration and Asian enterprises cluster have non-negligible impacts on these investors;effect of foreign agglomeration is not significant.Investment behavior of Taiwan enterprises follow a sequential selection process， investors firstly choose the region， then the selected area of the province of choice.

　　Key words：Taiwan enterprises agglomeration;FDI;location choice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中國大陸逐漸成為倍受投資者青睞的地方，這一現象引起了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普遍關注。臺灣作為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是中國大陸資本的重要來源地之一，臺灣地區和內地的經貿聯系對祖國大陸以及臺灣地區自身經濟發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保持并進一步發展祖國大陸和臺灣地區之間的經貿聯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長期以來，很多學者對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進行研究并取得了豐碩成果。很多文獻研究外資向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集聚的現象，使用的數據既有省際層面數據、市際層面數據，也有行業層面數據，盡管使用的數據層面不同，但結論普遍認為集聚效應在中國FDI的區位分布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1]。由于政治因素方面的原因，目前臺商對大陸的投資方式以間接投資為主，即臺商首先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創建企業，然后再通過該企業對中國大陸進行投資，由于這種間接投資方式的存在使臺商對大陸的真實投資量要大于官方統計數據(Tung，2000;Yang和Tu，2004)。海峽兩岸傳統的文化紐帶以及特殊的地緣關系，為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提供了良好條件(Gao，2005;Li和Hu，2002;Yang，1997)。海峽兩岸的政治關系使臺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比其他投資國(或地區)有較大的政治風險(Tung，2003;Zhu，2005)。盡管如此，臺商投資規模依然發展迅速，說明中國大陸一定存在某些吸引臺資的特殊因素，而且這種因素對資本的引力作用要大于政治風險所產生的阻力作用。

　　1 區位選擇的CLM和NLM模型

　　1.1 區位選擇的CLM模型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CLM)是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關于企業區位選擇的計量模型，Carlton認為企業的區位選擇類似于隨機效用最大化問題，如果企業是利潤最大化的追尋者，企業決策者將會在期望利潤最大的區域進行投資，如果企業i在j地投資的期望利潤大于在s地的期望利潤，則j地將被選擇[2]，即：

　　πij>πis，j≠s(1)

　　由于隨機性因素的影響，投資的實際利潤往往不能直接測算出來，這種不可測的實際利潤可以用以下方式進行表述：

　　πij=Vij+εij=βiXij+εij(2)

　　其中Xij表示影響區位選擇的可測因素，εij表示不可測因素，由于這種不可測因素的存在導致實際利潤具有很大不確定性。McFadden認為如果這種不可測因素屬于獨立同分布(Independently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IID)，就可以推斷企業i選擇區域j的概率，這一概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PrYi=j=expXijβi∑js=1expXisβi(3)

　　因此CLM成為離散選擇的常用方法，但是該方法要求εij必須具備其他選擇無關特性(Independence from Irrelevant Alternatives，IIA)，即這種概率只依賴于確定性因素，而對隨機的不確定因素具有獨立性[3]。

　　1.2 區位選擇的NLM模型

　　為了避免違背獨立同分布的假設，Train(2003)提出的Nested logit model (NLM)模型放寬了獨立同分布的假設，把選項分成相互獨立的子區域，子區域之間滿足獨立同分布的條件，子區域內部可能存在相關性。本文主要分析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的綠地投資區位選擇問題，首先把中國大陸分成r個地區(r=1，2，…，R)和p個省(p=1，2，…，P)，那么可測的區位特征Vrp既取決于地區特征Yr也取決于省際特征Xrp，因此區位選擇的可測特征可以通過以下公式表示：

　　Vrp=αYr+βXrp(4)

　　為了分析方便設定包含值(Inclusive Value，I)，r區域的包含值Ir描述了區域內省份對該區域最大影響的期望，用公式表示為：

　　Ir=log∑Pri=1expβXir(5)

　　因此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r區域進行綠地投資的概率可以表示為：

　　Pr(Yi=r)=exp(σIr+αYr)∑Rj=1σIj+αYj(6)

　　臺灣地區投資者i在中國大陸r區域p省進行投資的概率可以表示為：

　　Pr(p|Yi=r)=Pr(r|Yi=P)×Pr(Yi=r)(7)

　　因此CLM模型中的公式(6)可以表述為：

　　Prp|Yi=r=expβXirexpσIr+αYr∑Rj=1expσIj+αYj×expIr(8)

　　式(8)表明概率系數的大小與Ir和σ(0<σ<1)有關。當σ較小時表示同一區域內的省際之間的替代性較強(Maddala，1983);如果σ等于零，表示同一區域內的省際之間具有完全替代性，即為標準的CLM模型;如果σ等于1，表示同一區域內的省際之間具有完全獨立性(Mucchielli和Puech，2004)。如果σ是統計顯著的并且其值在0和1之間，表示投資者在區位選擇時遵循序列選擇的原則，即投資者首先對區域進行選擇，然后對區域內的省份進行選擇[4]。

　　2 臺企投資中國大陸區位選擇的實證檢驗

　　2.1 變量設定及說明

　　本文因變量為臺企的區位選擇，自變量為外商集聚變量，同時加入省際特征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外商集聚變量包括臺企集聚、亞企集聚和外企集聚三個自變量，省際特征變量包括市場潛力、產業關聯度、勞動成本和交通密度4個自變量[5]，變量含義及預期符號見表1。

　　臺企集聚(Np)。某地區臺灣企業越多意味著該地區具有較多臺灣投資者喜好的特征(Yang，1997;Zhu，2005)，有利于臺企的成功發展，臺企集聚(Np)用公式表述為：

　　Np=Tp+∑p≠qTpdpq+1(9)

　　其中Tp表示p省臺灣企業的數量，dpq表示p省省會和q省省會城市之間的距離。

　　亞企集聚(Ap)。亞企集聚用p省亞洲企業的數量來衡量，亞洲企業可能在偏好、管理理念、價值觀等方面存在更多的共同點，因此亞洲企業之間開展的業務也較多(Chen和Chen，1998)，亞企集聚(Ap)可以用公式表示為：

　　Ap=Yp+∑p≠qYpdpq+1(10)

　　其中Yp表示p省亞洲企業的數量，dpq含義如上。

　　外企集聚(Fp)。外企集聚用p省外國企業的數量來衡量，在p省的外國企業越多可能意味著該省具有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Qu和Green，1997)，能降低潛在投資者區位選擇的信息搜集成本，外企集聚(Fp)用公式表示為：

　　FP=Wp+∑p≠qWpdpq+1(11)

　　其中Wp表示p省的外資企業的數量，dpq含義如上。

　　2.2 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離散選擇模型要求所分析的變量至少被選擇一次(Belderbos和Carree，2002)，在樣本研究年限內我國有6個省份(新疆、西藏、甘肅、云南、青海和寧夏)沒有接受過任何臺灣地區的綠地投資，因此這6個省份排除在樣本之外。為了保持分析的持續性，重慶市的投資項目計入四川省。根據分析需要，對24個樣本省份采用兩種方式進行分類，第一種是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和執行開放政策的先后順序分為東、中、西部地區，第二種是按照地理位置把中國大陸分為華北、華東、華中、西南、西北和東北六區。

　　臺灣地區投資者在中國大陸綠地投資的數據來源于臺灣地區經濟部出版的《核準對中國大陸投資統計總表》。省際特征相關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為了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變量數據以各省1990年價格為基期進行平減。數據分析年份為1996～2011年，距離用省會城市之間地理距離表示，數據來源于Google Earth，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2.3 回歸過程

　　以下使用計量經濟學軟件STATA對臺灣地區投資者在中國大陸綠地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進行回歸檢驗，回歸分為省際層面CLM回歸、省際層面NLM回歸以及行業層面NLM回歸三個步驟。

　　2.3.1 省際層面CLM回歸

　　首先利用相關數據進行省際CLM回歸，回歸結果見表3。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χ2的值較大表示回歸模型具有較強的聯合顯著性，模型的擬合程度較高，所選取變量具有較高代表性[6]。模型1表明臺企集聚對臺灣地區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區位選擇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即擁有較多臺資企業的省份被臺灣地區投資者選擇的概率較高。模型2表明亞企集聚的省份被臺灣地區綠地投資者選擇的概率也較大，模型3中的外企集聚變量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外企集聚對臺灣地區投資者在中國大陸綠地投資的區位選擇沒有顯著影響。從省際特征變量來看，市場潛力較大和產業關聯度較高的省份被臺企選擇的概率較大，較高勞動力成本的省份往往不受投資者的歡迎。交通密度在某些模型中沒有通過檢驗，表示交通密度對臺灣投資者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可能是因為交通狀況對不同行業的影響存在較大差異，這就需要從行業層面數據進行研究。 　　2.3.2 NLM省際面板數據回歸

　　由于CLM回歸只有在滿足IIA的條件下才是穩健的，為了保證回歸結果的正確性，驗證上述CLM回歸結果的正確性，接下來進行NLM省際數據回歸。中國的開放是從東部沿海開始，然后向中西部地區依次進行的漸進過程，如果臺企首先選擇開放的東部沿海然后再選擇該地區的具體省份則遵循序列選擇原則。大陸六區的劃分是為了檢驗臺企是否首先對大區進行選擇，然后再選擇大區中的具體省份。NLM省際數據回歸結果見表4，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χ2和ρ2值表明東、中、西部地區的回歸效果較為理想，IV值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都在0和1之間，而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處于0和1之外。這一結果表明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的綠地投資確實遵循序列選擇原則，即首先選擇開放的東部沿海地區，然后再在該地區選擇投資省份，但是臺企在大陸六區的投資行為的序列選擇現象不顯著。從解釋變量回歸結果來看，臺企選擇特定省份進行投資的概率與該省的臺企集聚、亞企集聚、市場潛力以及產業關聯度正相關，與勞動力成本負相關，與外企集聚的相關關系不顯著，與交通密度的相關關系不確定，這與CLM回歸結果基本一致。

　　2.3.3 NLM行業數據回歸

　　FDI在中國的分布可能與行業差異存在密切關系(Wakasugi，2005)，為了檢驗行業分布對臺灣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影響，本文把樣本數據分為八大行業：化學、電工電子、食品加工、機械制造、金屬業、交通運輸業、紡織業和零售服務業。鑒于上述回歸結果中臺企集聚的解釋力最強，對臺企集聚進行NLM行業面板數據回歸，回歸結果見表5，從表5可以看出，不同行業的回歸結果存在很大差異。除了機械制造和金屬業，臺企在其他六大行業的區位選擇都和臺企集聚具有密切關系。具有較高產業關聯度的省份能為臺企開發當地供應鏈提供機會，回歸結果中產業關聯度具有較高的顯著性證明了這一點。回歸結果還表明，除了食品加工業以外省際市場潛力并不是臺灣企業綠地投資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可能因為大部分臺企屬于出口導向型，對當地市場依賴度較小，勞動成本是影響臺企區位選擇的另一重要因素。東部沿海省份大部分產業的包含值統計顯著，表示行業層面數據也證明了臺企在中國大陸的區位選擇依然遵循序列選擇原則，沿海省份便利的交通能降低運輸成本，更受到投資者青睞。

　　3 結論及啟示

　　本文利用CLM和NLM兩種方法使用省際和行業兩個層面數據，實證研究了集聚效應對臺灣地區在中國大陸綠地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認為臺企集聚和亞企集聚對臺灣投資者在中國大陸的區位選擇有重要影響，但是很多文獻中關于外企集聚對FDI區位選擇有重要影響的觀點對臺灣投資者來說不成立。臺企在中國大陸的投資行為遵循序列選擇原則，即投資者首先對投資地區進行選擇，然后再對選擇地區的省份進行選擇，東部沿海地區由于開放較早外資存量較多，成為臺企首要的選擇對象。行業層面數據的分析認為，由于不同行業存在較大差異，臺企集聚和其他省際變量對臺灣綠地投資者區位選擇的影響也不同。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從臺企集聚的角度對中國大陸更好地利用臺資得出一些政策性啟示：如果中國大陸想吸引更多的臺灣地區投資者，應該鼓勵臺灣地區的大型企業在本區域投資建廠，一旦特定地區擁有一定數量的臺灣企業，表明該地區具備臺灣企業成功發展的某些條件，很多投資者會仿效這些成功的臺灣企業的投資區位決策，在臺灣企業比較集中的地區進行投資，進而吸引更多臺灣投資者到該區域進行投資。更多的臺灣企業有利于提高規模經濟效益，增強企業競爭力，有助于臺企在投資地的發展以及對世界市場的開拓。亞洲大型企業集中的地方也會吸引更多的臺灣投資者，地方政府之間應該相互合作為亞洲企業集團在中國大陸的投資發展創造條件，利用亞洲企業的集聚效應，吸引更多的臺灣投資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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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He C.Information Costs，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J].Regional Studies，2012(36)：2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