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電媒體占用了頻道這一公共資源，其主動的不端行為，以及不作為和作為不夠都將關系到普遍的福祉。因此公共服務成為廣電媒體不可推卸的總體性社會責任， “除了一般的平衡、公正，服務少數族群或利益外，還必須禁止色情、暴力節目與某些廣告的播出” [1 ]，以避免節目的低俗化損害公共利益。然而，近年來在世界范圍內廣電節目的低俗化愈演愈烈，給社會道德風氣和人類文明尤其是青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這已成為全球廣播電視公共服務所面臨的突出問題。

　　摘 要：在市場邏輯的支配下，廣電媒體因過度追求收視率導致了節目愈來愈低俗化。但是由于低俗化的內涵和外延非常寬泛，很難對其準確界定，這使得電視節目低俗化治理充滿了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為了準確界定低俗化，減少低俗化治理中存在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通過公眾訪談詳細描繪了電視節目低俗化的常規特征及其收視心理，從內容特征和內在心理影響兩個層面系統把握了節目低俗化的意涵，闡明了節目低俗化的實指對象及其管制重點。

　　關鍵詞：廣播電視論文,低俗化,真實需要,虛假需要

　　節目低俗化也是我國廣電公共服務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傳媒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我國廣電媒體變成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為此廣電媒體必須追求收視率以保障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白巖松認為：“現在媒體最大的壓力不是責任實施的問題，甚至不是政治壓力，而是生存壓力，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媒體為生存壓力，走到物質第一的地步，都已沒有自己的價值觀和追求了，錢是第一位的。” [2 ]廣電媒體追求收視率，這本身并沒有問題，而關鍵在于靠什么來提升收視率。在社會轉型中，原本相對單一的社會價值觀念已經變得多元，在世俗、功利、浮躁等社會風氣的影響下，電視觀眾的娛樂消費欲求不斷增加，電視媒體為了競逐收視率而降低了節目內容的品質與格調，趨向于迎合公眾低級趣味的娛樂消費心理，而使得節目變得越來越低俗化。

　　電視節目低俗化破壞了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和文明習氣，沖擊了傳統的價值觀念，尤其是損害了青少年兒童健康成長的環境。為了抵制低俗之風，凈化節目內容，2007年4月9日至10月8日國家廣電總局先后下達了13次通知，對節目低俗化進行專項治理 [3 ]。之后國家廣電總局陸續出臺了很多管理規定，禁止低俗節目的播出，但是內地低俗化現象仍然沒有得到遏制。這種“治亂循環”的原因在于低俗化是一個難以確定的復雜概念，它所關涉的具體內容及其邊界范圍還不夠清晰，更多的是一種抽象的概括，很難對其進行全面管制。同時由于管制節目低俗化具有強制性，如果管制不當，也很容易將低俗化治理的問題轉化成限制新聞自由的論爭。因此如何管制節目低俗化已成了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關注的問題。本研究試圖細致描繪電視節目低俗化的常規特征及其公眾的收視心理，從內外兩個層面準確把握節目低俗化的意涵，厘清管制的基本內容、重點及其責任范圍，繼而探究治理的合理路徑。

　　一、節目低俗化治理的困境

　　“低俗化”這一概念非常寬泛，不僅具有法律層面的意涵，而且也有道德責任層面的意涵。它指那些尚未達到淫穢色情等級，但又明顯有不雅內容或公然冒犯社會基本道德的電視節目 [4 ] (序)。由于低俗化的內涵和外延相當寬泛，很難對其關涉的實體進行界定。學者們對電視節目低俗化的探討普遍集中在“性”和“暴力”兩個領域，發現電視節目中不僅包含了大量的“性”和“暴力”內容，而且呈遞增趨勢。盡管學界關于“性”和“暴力”的節目內容給公眾造成的影響仍然存在爭論，但是絕大多數研究都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播放含有“性”和“暴力”的電視節目會給公眾尤其是青少年兒童的思想和行為造成負面影響，并會誘導社會犯罪 [5 ] (145) [6 ] (198)。

　　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尤其為了保護青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各國普遍以家長制的心態立法對媒體進行管制，限制含有“性” 和“暴力”內容的低俗節目的播出。我國也制定了各種反低俗化的行政法規和政策，對包含“性”和“暴力”的節目內容進行嚴格管制。例如《廣播電視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經營管理規定》、《出版管理條例》、《電視劇審查暫行規定》等都強調廣電媒體應禁止制作、播放含有如下內容的節目：誹謗、侮辱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宣揚淫穢、迷信或渲染暴力的;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 [7 ]。但是“性”和“暴力”涉及法律和道德兩個層面，而且彼此交叉重疊，因此很難清晰劃分出它們在法律和道德之間的界限。這種邊界的模糊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行政法規管制節目低俗化的法律效力，并決定了管制的不徹底性。廣電媒體也往往借助這種邊界的模糊性通過打擦邊球的方式來規避行政法規的管制，因為道德上不負責的媒體不必承擔法律責任。這使得我國電視節目低俗化治理常常徘徊于法律和道德之間，而無法徹底落實反低俗化的政策和法規。只要廣電媒體不太離譜，節目內容在社會所能容忍的底線范圍內，媒介管理者一般都會采取默許的態度。

　　由于節目低俗化的內涵和外延非常寬泛，涉及法律和道德兩個層面，并且彼此之間又交叉重疊，這使得管制的對象并不明確，管制的邊界也無法確定，管到什么程度更難以把握，因此很容易出現“治亂循環”的局面 [8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低俗化治理都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亂”，例如淫穢、色情的內容是比較容易管的，而且也管得住，因為這些低俗內容屬于純粹的法律問題，相關法規已對此做出了詳細的規定，觸犯者將要承擔法律責任。而導致“治亂循環”的往往是那些屬于道德責任范疇或者處于道德和法律界限模糊重疊之處的低俗節目，盡管相關法律規章也對此有嚴格的限制，但是其實指理性化程度很低，不可能徹底貫徹落實，這就成了節目低俗化治理的“灰色地帶”。而要理清這一治亂循環的“灰色地帶”，本研究首先需要探討的問題是“低俗節目的常規特征有哪些?”這是因為低俗節目的常規特征是電視節目低俗化的一般表現，它們不僅確定了低俗的基本內涵，而且也凸顯出了低俗節目“治亂循環”的重點和難點。根據這些常規特征我們可以準確判斷哪些節目是低俗的，進一步明確電視節目低俗化的實指對象，使得節目低俗化治理更具有針對性和確定性。目前關于這一問題的經驗研究并不多見，盡管有學者涉及這一問題，但是只停留在一些現象的描述或原因分析上，而缺少對電視節目低俗化的全面深入調查研究。由于公眾是公共道德評判的主體，又是廣電媒體公共服務的對象，具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為此本研究試圖通過深度訪談來詳細了解公眾對電視節目低俗化的認知，希望從公眾視角細致深入地歸納出低俗節目的常規特征，使之成為一個清晰可辨的實體。同時由于低俗節目的收視率很高，廣電媒體往往認為這些節目是公眾喜歡的、感興趣的，滿足了他們的收視需要。為此本研究就需要探討另一個問題以檢驗節目低俗化是否真的能滿足公眾的收視需要，即公眾觀看低俗節目時會產生怎樣的收視心理?通過探討以上問題，本研究有助于減少電視節目低俗化治理過程所存在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為辨識低俗節目提供參考依據，而且也有助于廣電媒體自律，改善公共服務。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深度訪談方法來采集資料，是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該方法能盡可能全面深入了解公眾對電視節目低俗化的認知，詳細描繪出低俗節目的常規特征及其公眾的收視心理;二是便于向公眾征求相關意見和建議，探求節目低俗化治理的合理路徑。本訪談以便利方式選取受訪者，由課題組成員按照訪談提綱分別進行訪談。本次受訪人數總共為367人，他們分屬不同的社會階層，其職業覆蓋了公務員、公司(企業)員工、教師、理發師、工程師、個體經營者、自由職業者、退休工人等。所有訪談在2011年5月初至12月中旬進行，采取面對面訪談和電話訪談兩種方式，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約為40分鐘至1小時。訪談資料部分為錄音轉錄，部分采用快速筆錄的方式記錄。我們遵守對受訪者的承諾，文中隱匿受訪者姓名和工作單位。

　　三、電視節目低俗化的公眾認知

　　本研究從節目內容和收視心理來探討公眾對節目低俗化的認知，前者能系統全面地歸納分析節目低俗化表現的常規特征，查證相關研究之不足，彌補其缺陷;后者能反映節目低俗化給公眾造成的實際心理影響，以及公眾對節目低俗化的真實態度。

　　1. 低俗節目的常規特征

　　一般而言，少有全盤低俗的電視節目，而是一些電視節目中摻雜了許多低俗化的內容，由于這些內容的存在而導致整個節目變得低俗化。受訪者也認為，電視節目整體上是積極健康的，否則也無法通過電視臺節目審查，即便個別節目想吸引觀眾眼球也只得在局部點綴“低俗”。為了描述出這些低俗內容的常規特征，我們的問題是“您認為電視節目低俗化表現在哪些方面?”按照受訪者的意見，電視節目低俗化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缺乏知識和內涵。廣電媒體作為社會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承擔文化教育的責任，這需要節目具有豐富的知識和深刻的思想內涵以滿足公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但是電視節目的低俗化為了迎合觀眾的興趣、愛好和口味等，過分追求感官娛樂而忽視了節目本應具有的知識和思想內涵，這使得受訪者覺得電視節目太平庸膚淺，不能受到教育和啟發，“看完了就完了，沒有什么值得回味的。”受訪者對只知“怎么取悅觀眾”而缺少知識內涵的節目比較厭惡和反感，覺得看這些節目有點浪費時間。相反，他們認為可以獲得知識、能夠受到啟發和教育的節目不低俗，為此希望電視媒體注重增加節目的知識內涵，培養他們積極健康的審美情趣，而使他們在審美愉悅中啟發心智和受到教育。

　　第二，涉性不雅。在傳統文化觀念中，與“性”相關的內容一般是難以啟齒、緘默不言的。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逐漸開放，電視媒體對此也不再避諱，并通過或明或暗的方式加以表現。這一方面是節目談論的話題涉性。一些談話類娛樂節目，尤其是港臺的這類節目經常會涉及一些無聊的話題，在談話的過程中喜歡調侃一些“葷段子”，熱衷于談論與性有關的內容，愛開不正經的玩笑。受訪者認為，電視媒體作為公共話語空間，應該考慮到所談論話題的社會價值和社會影響，顧及公眾形象，涉性的話題太低俗，并不適合在電視里談論。另一方面是行為不雅，這主要是指一些節目中主持人和嘉賓之間的行為不夠端莊，其表情、姿態、動作等很嫵媚，具有挑逗性，有傷風化，例如主持人坐在嘉賓的大腿上，撩開男嘉賓的衣服，摸男嘉賓的胸肌，滿是媚惑欲望的表情等，“說難聽點，有點像看‘色情表演’(笑)，完全就是在挑戰我們的道德底線”(某外企職工)。但由于這種不雅的行為并沒有向更深程度的發展，所以有受訪者表示“還能看”。另外受訪者還批評了一些內容不雅的廣告，表示不是豐胸就是減肥，還有人流、內衣等，“畫面太性感了，具有誘惑性，對孩子不好。”

　　第三，暴力血腥。暴力總是與導致身體受到傷害的行為聯系起來，現在它已成了電視節目吸引觀眾注意力的特定內容。漢密爾頓引述一名記者的話說：“暴力提高了電視新聞的收視率，畫面越是血腥，收視率越高，廣告收入也就越多。”某電視臺采訪部主任也指出：“盡量不要出現暴力和血腥的畫面，但是我們的記者往往哪兒血腥就奔哪兒去了。” [9 ] (166)許多受訪者表示現在的電視節目里暴力血腥的內容太多，頻頻出現打斗、槍戰、刀刺、兇殺、搶劫、迫害等，甚至還會直播手術的全過程，這些鮮血淋漓的場景讓他們難以忍受，覺得惡心恐怖。另外，他們也憂慮電視節目中所展現的施暴或犯罪細節可能會誘導青少年犯罪。盡管觀看暴力血腥的內容是否必然導致反社會行為仍然存在爭論，但是為了保護青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許多國家的反低俗化法規中一般都規定，廣電媒體要以否定的方式來描寫暴力以免引導他人模仿。

　　第四，渲染功利世俗之風。這一特征在相親類節目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類節目本來應該倡導一種正確、積極、美好的婚戀價值觀，但是節目里一些嘉賓特別關注物質、金錢、名利等，缺少真誠實意，淡化了彼此之間情感的溝通交流。受訪者認為，愛情婚姻本來是很美好的，但絕大多數的男女之間簡直像在做買賣一樣，首先考慮的是利益或是與之相關的問題，“看了之后有種物欲橫流、情感受挫的感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對物質金錢的追求已成了一種非�，F實的價值取向，對以往那種恥于談錢、談錢傷感情的心態蕩然無存。盡管這種價值取向反映了嘉賓之間婚戀觀的一些非常現實的想法，但是這些過于功利世俗的想法背離了傳統的價值觀念，并不適合在公共場合大談特談，如果電視媒體不加以扼制，而是大肆渲染，很容易滋生社會不良的風氣。某國企文秘人員表示雖然說這個很現實，確實也有很多人那樣想、那樣做，可媒體畢竟不能宣傳這樣的觀點，“那么多人趨之若鶩，有種世風日下的感覺。”國家廣電總局已對此做出規定“節目中不得以婚戀的名義對參與者進行羞辱或人身攻擊，甚至討論涉性內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義等不健康、不正確的婚戀觀。” [10 ]

　　第五，挖掘個人隱私。廣電媒體習慣于憑借公眾的“知情權”，利用現代技術的便利去挖掘公共人物的隱私。隱私一般是指公民個人生活中不愿意為他人知悉的秘密 [11 ] (71)，它與公眾、社會無關，純屬私人事務。作為一種自然的生理或心理現象，每個人都會有窺私的欲望，這本身不應該受到指責。但是電視媒體抓住觀眾的這一心理特征，通過挖掘嘉賓或明星的八卦、緋聞、私生活等來吸引觀眾。受訪者對此表示，電視媒體應該尊重個人隱私，而不應該用它們來取樂，賺取收視率，否則就會顯得很低俗，因為隱私不僅是個人的權利，而且也涉及對他人的尊重，“一些娛樂記者到處偷拍明星的私生活，特別鐘情于婚外情、第三者、出軌等題材，這點很不好”(某航空材料公司技術人員，32歲)。由于嘉賓或明星作為公共人物出現在電視里，其隱私要比普通人少得多，電視媒體對其隱私的挖掘還不構成法律上對公民隱私權的侵犯，而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公共道德的缺失。值得注意的是，隱私權在法律上很難界定，因為凡是與公共利益相關的人，尤其是公共人物是很少有隱私的，如何確定是否與公共利益相關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這造成了不少涉及隱私問題的法律糾紛懸而未決。 　　電視節目的低俗化模糊了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線，很多私領域東西滲透到了公共領域而被放大，妨害了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這具體表現在“涉性不雅”、“暴力血腥”、“渲染功利世俗之風”、“挖掘個人隱私”4個方面。盡管國內學者在探討低俗化問題時也不同程度地涉及這些方面，但是本研究除了更為明晰具體地歸納探討了這些常規特征外，還發現“缺乏知識和內涵”也是節目低俗化的重要特征。這一被受訪者廣泛認可的特征是以往的研究未曾注意到的，這同時也是廣電公共服務所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因為隨著社會轉型，消費主義文化開始興起，在市場導向下廣電媒體十分重視觀眾的消費心理和收視興趣，認為“什么樣的內容觀眾感興趣，消費群體大，就提供什么”，而將節目本應“傳承文明、教化社會”等實質性內容抽離出來，靠一些膚淺的、缺乏教益的低俗內容來迎合他們的低級趣味，將公共服務變成了一種滿足公眾欲求的文化消費品，追逐的也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市場利益。在這一過程中，廣電媒體成了消費社會與消費主義的推行者、建構者。由此電視節目本應有的文化價值和知識內涵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表現出一種“文化的病象”，即一方面是消費文化的極度繁榮，另一方面是知識和內涵的日益貧乏。

　　2. 低俗節目的收視心理

　　鑒于認知節目低俗化是一個主觀兼具客觀的活動，除了認知電視節目所客觀呈現的低俗內容外，我們還需要深入探討公眾觀看低俗節目時所產生的實際心理感受和想法，以避免對低俗節目僅僅停留在表層的分析上。為此，我們的問題是“您觀看低俗節目時會產生怎樣的心理反應?”通過該問題的分析，我們將受訪者的收視心理表現歸納為三個方面，即空虛無聊、恐懼害怕和尷尬不安。

　　第一，空虛無聊。由于現代社會生活的節奏加快，工作壓力大，受訪者觀看低俗節目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放松娛樂、緩解壓力，“有時候也看一些低俗節目，因為平常工作壓力大，下班了就想放松放松，緩解一下壓力，圖個開心嘛”(某航空材料公司技術人員，男，32歲)。盡管低俗節目能使受訪者暫時放松身心，緩解壓力，但是他們并不是“娛樂至死” 的物種，而是希望獲得知識，受到教育。但是由于低俗節目缺少知識和內涵，無法滿足他們精神上的需要，這使他們覺得很空洞，越看越空虛無聊。某公司職員(女，30歲)說：“這些節目除了娛樂和滿足好奇心外，對觀眾沒有什么意義，看多了就覺得無聊和空虛。”受訪者表示每次看不了多久也就不想看了，一般都不會看到最后。

　　第二，恐懼害怕。暴力存在于人類社會由來已久，廣電媒體出現之后逐漸被運用到節目中，成為推動劇情發展或揭示矛盾沖突的重要元素。劇作家和制片商也表示，“暴力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東西，已成為故事敘述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 [12 ] (61)在市場利益的刺激下，電視媒體對此大肆利用，使得節目里充滿了打斗、槍戰、刀刺、兇殺、搶劫、迫害等暴力血腥的場面。盡管這些內容增加了節目的視覺沖擊力，但是卻超出了觀眾的心理承受能力，當他們看到這些暴力血腥的內容時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恐懼反應，心里會害怕，覺得“血淋淋的，太嚇人了，看多了還會做噩夢。”有受訪者說他的孫子(3歲)看到這些打打殺殺的內容，就怕得要死，把他抱得緊緊的，“當出現這些畫面時，我就會捂住他的眼睛不讓看。”受訪者希望電視媒體在表現暴力時要適度節制，尤其不要出現鮮血淋漓或極為殘忍慘烈的鏡頭，這讓他們看了很不舒服。

　　第三，尷尬不安。電視屬于家用媒介，已成為現代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作為一種日常生活儀式，與家人一起看電視使受訪者感到特別的溫馨、幸福和愉快。在這樣的家庭收視環境里，他們不想被低俗的內容所打擾，但是由于電視節目經常會涉及一些與性有關的不雅內容或不體面行為，這使得受訪者表示與家人一起看電視時會覺得不好意思，感到很尷尬。一青年(男，22歲)說：“我和家人一起看電視時，看到這樣的內容會很尷尬，氣氛變得很怪怪的，我就馬上換臺。”某外企職工也指出：“看到這樣的內容時我特別怕旁邊有小孩，既會教壞小孩子也會讓我覺得十分尷尬，不適合一家老小在一起看。”節目低俗化由于打破了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限，并將一些私領域的東西暴露在公共領域，這不僅冒犯了公眾的感情，違背了社會道德，而且也破壞了公共領域的純潔性，使節目缺失了公共收看的價值和意義，波茲曼批評說：“電子媒介不僅模糊了兒童和成人的界限，還以‘迅速、平等地揭示成人世界的全部內容’，徹底擊毀了所有的文化秘密和與之伴隨的羞恥感，沒有什么神秘的，沒有什么是令人敬畏的。” [13 ]為了避免孩子接觸這些低俗內容，有受訪者指出，他們家的電視被鎖定只收看兒童節目，“因為現在的電視節目低俗的內容太多，不適合小孩子看，當我們要看電視節目時，我們會在電腦上看”(教師，男，35歲)。

　　許多關于低俗節目的研究往往關注的是它所造成的社會行為影響，而很少關注到公眾的收視心理。本研究彌補了這一不足，訪談發現公眾收看低俗節目時會產生“空虛無聊”、“恐懼害怕”和“尷尬不安”的心理反應。從這些收視心理反應可以看出，低俗節目并不是他們真正感興趣的，也不能滿足他們真正的內心需要，而是被媒體制造出來的“虛假滿足”，這種“虛假滿足”窄化了原有公共利益的意涵，刺激了消費文化的繁榮，而且反客為主，將自身合理化而替代公眾的“真實需要”。但公眾并不是一群“烏合之眾”，而是有著一種文化的自覺與警惕。他們意識到這種“虛假滿足”的危害，并通過“切換頻道”、“捂住孩子眼睛”、“鎖定兒童頻道”等方式來抵制低俗節目，維護自身與家庭的收視權益。

　　四、總結與建議

　　相關研究及其管制標準通常是以“家長制”的態度來決定哪些內容是低俗的，而忽視了公眾本身對低俗節目的認知。由于公眾是公共道德評判的主體，又是廣電媒體公共服務的對象，評判一個節目是否低俗最終還要取決于公眾的認知。為此本研究依循公眾路徑，通過深度訪談首先比較全面地歸納分析了低俗節目的常規特征，即“缺乏知識和內涵”、“涉性不雅”、“暴力血腥”、“渲染功利世俗之風”和“挖掘個人隱私”。這些常規特征校驗了以往的相關研究，并對其所忽視的部分進行了補充。根據這些常規特征，本研究把低俗節目界定為缺少知識和內涵，但又涉性不雅、充滿暴力血腥、渲染功利世俗之風或挖掘個人隱私的電視節目。這一界定進一步明確了低俗節目治亂循環的實指對象，突出了治理低俗節目“灰色地帶”的重點和難點，使得節目低俗化治理更具有針對性和確定性。 　　其次本研究發現低俗節目打破了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限，使得私領域滲透進了公領域，并將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缺少文化品位的低俗內容上，這不僅不利于公眾主體意識的培養和社會公共價值的建構，反而使他們感到“空虛無聊”、“恐懼害怕”和“尷尬不安。”電視媒體本意是運用低俗內容來爭取觀眾、吸引觀眾或娛樂觀眾以贏得收視率，相關研究也表明低俗節目確實能吸引觀眾，提高收視率 [14 ]。廣電媒體也往往認為這些節目是觀眾喜歡的、感興趣的，滿足了他們的收視需要，但是從公眾觀看低俗節目所產生的收視心理表明，這實質上是電視媒體的市場利益導向，而不是公共利益導向，因為低俗節目滿足的并不是公眾的“真實需要”，而是“虛假需要”。這種“虛假需要”是廣電媒體依靠收視率建構出來的，迎合的只是公眾的欲望、偏好或興趣，無法真實反映公眾的意見、態度和想法。因此公眾對電視節目低俗化是不滿意的，他們不僅未從中受益，反而被這些“不請自來” 的低俗內容所冒犯了。

　　公眾的真實需要指的是客體對象缺乏而公眾又期望獲得的一種客觀狀態。如果以低俗節目的常規特征及其收視心理來反觀公眾的真實需求，其實公眾真正渴求的是節目的品質和內涵。提供格調高雅、有品質內涵的節目是公眾應該享有的福利，因為公共資源關系到社會的總體性福利，而廣電媒體壟斷了頻道這一公共資源，理所應當承擔特定的公共責任，為公眾本應享有的福利服務 [15 ]。這種福利是一種“基本的善”，與公眾文化生活的幸福密切相關，它不能因為收視率的高低來決定其是否供給，尤其是道德日益冷漠的社會，這種福利更是不可缺少。但是這樣的福利性節目往往由于缺少收視率而容易被廣電媒體所忽視或者不愿提供。湖北電視臺和云南電視臺的一些制片人指出：“在收視率的壓力下他們無力改善節目的品質和思考節目的內涵，很多有創意的想法也受到限制，不能實施” [16 ]。因此為了實現公共資源再次分配的公平性，保障公眾福利的供給空間，很多學者建議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媒介自律和社會監督、實行內容分級等途徑來治理節目的低俗化。這些建議將節目低俗化治理集中到了傳媒體制和內部機制的完善上，而傳媒體制和機制的完善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長久過程，一時難以實施。然而要將節目低俗化治理落實到具體可操作的層面上，本研究認為目前當務之急是調整節目時段。受訪者也認為低俗節目確實不應該放在黃金時段播，調整時段是非常必要的。盡管2011年國家廣電總局為防止節目過度娛樂化和低俗化的傾向，對部分節目從總量上進行了控制 [17 ]，但沒有涉及“調整節目時段”。調整低俗節目的播放時段可以避開青少年兒童的收視時間，保證他們的合法權益，同時也能滿足分眾時代不同群體的收視需要，這不失為電視節目低俗化治理的一種合理路徑。

　　除此之外，打造專門的公共服務頻道也是節目低俗化治理可以選擇的路徑。隨著媒介新技術的發展，頻道資源稀缺的瓶頸早已被突破，電視已經步入多頻道時代，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電視頻道已不足為奇。在這樣的頻道環境下，電視媒體完全可以通過內部交叉補貼的方式來打造專門的公共服務頻道，制播有品質和內涵的電視節目以保障公眾的福利。這不僅可以避免低俗節目的同質化競爭，保持節目的多樣性，為公眾提供多元化的選擇，而且也有助于公民意識的培養，促進社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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