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嘉莉妹妹》是德萊賽自然主義的巨作，其揭露的現實中有著消費主義的影子。本文從消費主義的角度，借鑒馬爾庫塞、鮑德里亞、凡伯倫等人的觀點來探討這部小說中諸如虛假需求、符號價值、大眾傳媒的消費元素，以及造成這種社會現象的單向度思維，以此來揭示嘉莉妹妹在小說結尾獲得名利之后仍感到孤獨、迷茫、失落的原因。

　　關鍵詞：核心期刊發表,嘉莉妹妹,消費主義,單向度思維,迷茫

　　在德魯埃和赫斯特伍德的幫助及自己的努力下，嘉莉妹妹迅速成名，收獲了名利和眾星拱月般圍繞的男人。她理應感到快樂和幸福，但是在小說結尾的時候，嘉莉仍然感覺孤獨、悶悶不樂，甚至被一種恐懼感所困擾。為什么會有這種心理狀態?根據鮑德里亞、居伊・德波、馬爾庫塞等批評家的理論，這種心理狀態可以歸結為如下幾個原因：

　　一、迷失于消費社會的虛假表象中

　　19世紀科技迅猛發展，隨之而來的是裝修豪華的百貨商場的出現。資產階級商品生產的擴大迅速積累了大量的物質文化，其表現就是消費物品及消費場所的激增。廣告、展示櫥窗、室內燈飾裝潢等的出現使得購物這個曾經專屬于中產階級婦女的主要事務，變得不再單純是為家庭付出的一項勞動，更確切地說成為了一種誘惑[1]。

　　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很容易被消費社會制造出來的虛假需求所欺騙。赫伯特・馬爾庫塞評論稱虛假需求是社會某種利益施加給個體的。這種虛假需求包括社會普遍需求中的大部分，如對于休閑的需求、娛樂的需求、根據廣告推薦進行的購物和肢體反應、隨大流來決定自己的喜好等。這樣的需求“具有一種社會內容和功能，由外界力量所操控，而個人對此毫無掌控力。”[2]嘉莉妹妹在追求名聲、地位和金錢的過程中也被這種虛假需求控制了頭腦。她把舞臺上的掌聲、金錢和絢麗的服裝認定成了成功的代名詞。

　　在嘉莉妹妹對華服的向往中，服飾的兩種功能表現出了激烈的沖突，同時也表現出了相互影響的趨勢。服飾不僅是“軀體的一個元件，或者至少是進行社交活動的軀體及存在的一個元件，”而且還是“進行價值交換的一個社會元件，這種價值交換里面包含了個體在社會等級機制中的地位”[3]。服飾的喪失或降級具有使人的價值迅速降低為零的危險性。彼得・斯塔利布拉斯在《馬克思的外衣》一文中提出了物品的拜物性及商品拜物教兩個概念，前者指的是個體或集體賦予了物品重要的甚至神圣的對于個人或者集體的意義，后者指的是從物品中抽象出來價值，并且在評估該抽象價值的過程中將其上升到了經濟的層面[3]。從本質上講，前者體現、物化個體，后者抹去個體的存在。

　　斯塔利布拉斯說服飾傳達了其金錢價值和歧視性比較，但是最重要的是傳達了個體和主體性的概念：“擁有自己的大衣并穿在身上，這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存在，即使自己對于過去和未來積慮重重。[…] 我們就是以諸如服飾、寢具、家具等物品為原材料加工了一個人生;它們都是輔助材料，一旦失去，個體就不復存在” [3]。德萊賽在該小說的開頭部分介紹德魯埃的時候就引入了這個“沒有華服就沒有存在”的邏輯：“讓我來描述他這種人能討人喜歡的舉止和手段有哪些最突出的特點吧，以免我們錯過了這一次，以后再也碰不到這種人了。首先當然是鮮亮的衣裝，這是必不可少的，否則，他可就一錢不值了”[4]。這句話指出了服飾的重要性，沒有了精致的服飾，一個人的社會存在就煙消云滅。這對于赫斯特伍德來說尤其適用。接近小說結尾的時候，赫斯特伍德問一位身著制服的警察他應該去哪里才能找到工作，這個場景之所以重要一部分就是因為它體現了“沒有華服就沒有存在”的邏輯，潦倒落魄的赫斯特伍德此時已經喪失了社會中的身份：

　　“辦公室在那邊臺階上面。”藍衣警察說。這位警察的臉色并沒有顯露任何偏袒，可是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同情罷工工人，憎恨眼前這個“工賊”。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同時感受到了維持秩序的警察的尊嚴和作用。這一職責的真正的社會意義他從前做夢也不曾想過。他沒有那個頭腦。這兩種感情在他體內攪纏在一起―互相抵消，使他中立。他可以奮力保護眼前這個人，就像保護自己一樣，然而他只能維持秩序;脫掉這身制服，他就會毫不猶豫地表明自己的立場[4]。

　　這段文本體現了社會和意識形態領域服飾的重要性。正是警察身上的制服展示并物化了這個警察的社會和政治地位。當警察問赫斯特伍德是否是個電動機操作員或者做其他職業的人時，赫斯特伍德回答道：“不，我什么都不會”[4]。德萊賽在原文中使用的是“虛無、毫無價值”這個詞，即“我什么都不是”。很明顯，這里赫斯特伍德已經毫無社會價值，其社會存在被徹底地抹煞了。

　　后來赫斯特伍德找到了一個工賊的職業，他衣衫襤褸，睡在骯臟不堪的毯子里，這時候的赫斯特伍德只剩下了軀體的存在。沒有了金錢，他只能在列車碼頭里面過夜，曾經那個穿著剪裁時髦的西裝革履的赫斯特伍德已經變成了破布包裹的模糊不清的形象。因此，在嘉莉妹妹的故事中，不僅存在“沒有華服就沒有存在”這種邏輯，也存在服飾到零存在的變遷。

　　嘉莉妹妹評價人的標準正是依據上面提到的服飾可以體現個體和主體性這個觀點。她“很注重自己的美貌，很能領會人生中美妙的樂趣，渴望獲得物質上的享受”而且“異想天開地夢想著某種模糊而遙遠的至高無上的力量，來征服這座城市”[4]。 在她尚未對芝加哥這個大城市有了充分了解之前，她腦海里就在勾勒這樣的畫面了：一個成功人士必須是穿著體面，住在高檔公寓，經濟來源穩定。這些就是她對于德魯埃和赫斯特伍德是否有價值的評價標準。

　　在去往芝加哥的火車上，推銷員德魯埃試圖向嘉莉示愛，嘉莉很謹慎地在私下里仔細地觀察他。對她來說，男人可以根據一種“穿衣哲學”來劃分不同層次，這種哲學也為大多數女人深諳“男人的衣裝上隱約有一條說不清道不明的界限，為女人區別出什么穿著的男人值得一顧，什么穿著的男人不屑一顧”[4]。德魯埃顯然符合值得一顧的那一類，他當時穿著一套嶄新的西裝：“外衣袖口露出一截亞麻衣袖，也是白色間粉紅條紋的，扣著黃燦燦的鍍金大袖扣，袖口上嵌著一條精致的金表鏈，鏈子上還掛著共濟會那神秘的會徽。整套衣服穿在他身上有點兒緊繃繃的;他腳下配的是一雙厚跟的棕黃色皮鞋，擦得錚亮;頭戴一頂灰色淺頂軟呢帽。”[4] 　　 相比之下，嘉莉當時卻因為她的簡樸衣服而羞愧：“她由于看到了德魯埃華麗的外表而產生的自卑暗示了她性格中同樣存在著很強烈的無價值感”[5]。用凡布倫的話來說，這里體現的是一種歧視性比較，有關這個概念，隨后會有更多的探討。

　　就這樣懷著對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當德魯埃給她講述芝加哥的魅力時，她很快被他吸引住了。此外，德魯埃鼓鼓囊囊的錢包也未能逃脫她的眼睛：“那只鼓鼓的錢包，那雙錚亮的棕黃色皮鞋，那身漂亮的新套裝，還有他舉手投足時的那副派頭，在她腦海里模模糊糊構筑起一個富有的世界，而她就是那個世界的中心。無論他做什么，她都會喜歡的”[4]。

　　當嘉莉剛到芝加哥的時候，聽從別人的建議她去百貨商場尋找工作。但是在那里，敏感的嘉莉感覺到了商場銷售女孩對她的評頭論足，羞愧難當。她對于華服的憧憬是如此強烈，因此當她生病失去了工作、連過冬的衣服都沒有、她的姐姐米妮和姐夫對她毫無任何同情幫助的時候，她轉身投入了德魯埃的懷抱，盡管她的良心告誡她是不應該這樣做的。回家顯然不是她期望的，因為她強烈地向往變成跟那些衣著華美的女演員一樣出名和成功。

　　她對于赫斯特伍德的價值判斷簡直如出一轍。當德魯埃沒有表明想要立即迎娶嘉莉妹妹并且還很不體貼的時候，嘉莉有了強烈的身份危機，在赫斯特伍德那里她感受到了更好的理解和支持。除之以外，赫斯特伍德地位還更好，比德魯埃穿著也更得體高檔：“他那簇新的衣服格外華麗。外衣翻領的硬度剛剛好，看得出是優質的衣料。外衣里面是華麗的蘇格蘭呢馬甲，釘著雙排扣珍珠色圓紐扣。他的衣著雖然不如德魯埃搶眼，但嘉莉看得出，那衣料卻是十分雅致的”。[4]

　　由于深受這種“沒有華服就沒有存在”邏輯的影響，嘉莉妹妹也熱切渴望把自己從頭到腳打扮得高貴華美。其實當她剛來到芝加哥的時候，這種愿望就已經在她心里熊熊燃燒了起來，那時候的她已能強烈地感受到內心對于新穎奪目華服的渴望：“每一個柜臺都是一處炫目迷人的展臺。那精致的拖鞋和長筒襪，鑲著美麗飾邊的裙子和襯裙，各色各樣的花邊、緞帶、發梳和花包，這一切要是都能擁有，該多好啊。她痛切地感到，這些東西自己一樣也買不起”[4]。當她穿上花德魯埃的錢買了的新衣服時，她覺得自己簡直是美極了，而且渾身充滿了某種力量。這種力量就是感覺自己已經符合了當時流行標準時的安全感，嘉莉妹妹感覺她已經搖身變成了一名上流社會的淑媛。她確信有了這樣的衣服，再加上一份工作，她肯定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和名譽。

　　正如上文所說，服飾具有一種物質和個體化的拜物力量，能夠傳達過去和身份。但是，這只是拜物教的一個方面―用斯塔利布拉斯的話來說就是拜物主義，即物品體現個人價值。伊拉希說這種拜物教或拜物主義會被消費拜物教或商品拜物主義所吞噬;換句話說，消費拜物教使得個體身份的物質性被轉換成了非物質價值，因此個體有被抹煞為零價值的風險。一個個體因而有了和物品相同的命運：“如果一個人推翻了消費和展示的平衡性，他或她的命運就如同經歷了拜物主義到商品拜物主義轉換的物品一樣：此人的價值會被抹煞，變得分文不值。在赫斯特伍德身上，這種抹煞是表面和生理層面的;在嘉莉妹妹身上，則是符號和社會層面的。”[3]

　　對于嘉莉妹妹來說，“盡管她獲得了華服―滿衣柜的衣服―但是她得到這些的同時個體也被轉化成了一個抽象的價值”[3]。一方面華服具體體現了她的價值，另一方面她的個體卻被抽象成為了這樣一種價值：她變成了去看戲劇演出的觀眾眼中一種崇拜欣賞的商品。最初嘉莉妹妹在跟舞臺上其他女演員比較的時候發現她們享有特殊待遇而且擁有言聽計從的觀眾，但那時她的價值是不值一提的。雖然后來她獲得了這種特殊待遇和言聽計從的觀眾，她卻在不知不覺中被抽象轉換成了“無價值”，通過物品展示的個體價值又變成了隱形的，因為她的價值已經變成了非物質層面的：她對于戲院來說是一個廣告，對于居住的旅館來說是一個招牌。“美國新發展起來的百貨商場的城市空間對于嘉莉所處的社會位置來說是一個生動的展示，她處在物質價值和抽象價值之間，在華服和無價值之間，在時尚建構起來的個體和商品拜物教抹煞的個體之間”[3]。

　　當嘉莉對于物品價值越來越明晰的時候，她也越來越明白自己也可以被轉換成抽象價值。在這個大都市游走的日子里，嘉莉經歷了個體對于物品的崇拜―這種物品往往和過去緊密相關，是過去匱乏的東西―到商品或價值的抽象拜物主義直接的轉換[3]。對和過去緊密相關物品的崇拜一個鮮明的表現就是嘉莉每當想起父親那個沾滿了面粉的外套，就會聯想到自己的過去，就會迫切渴望商場里的華服，可以體現交換價值以及社會地位的華服―這種價值其實就是凡伯倫所說的歧視性對比的價值[3]。

　　這種轉換最初的某個開始便是嘉莉妹妹在鞋廠工作的日子。她體會到那些讓她心心念念的華麗服飾制作環境竟是如此的艱苦、制作過程竟是如此艱辛。一方面是殘酷的工作環境，另一方面與百貨商場閑逸無比的氛圍相比，嘉莉妹妹姐姐家里卻充滿著父權制的家庭氣息。嘉莉就這樣被困在工業生產的艱難和姐姐家的窮窘之中。在姐姐家里，嘉莉面對的是衣著簡陋甚至丑陋的人，她的姐夫總是穿著他喜歡穿但其實很不堪入目的一雙黃氈拖鞋。下著冷雨的那天，姐姐米尼把她褪色的舊傘給嘉莉時，嘉莉拒絕使用這樣破舊的傘，而是徑直去了一個百貨商店用她所存不多的錢給她自己買了一把新傘。可見嘉莉妹妹對外表的重視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

　　因此，在被困于令人惡心的工廠環境和窮苦不堪的家庭環境之后，嘉莉妹妹在德魯埃那里看到了出路，德魯埃給她錢、衣服和裝修妥當的公寓，這些都是嘉莉妹妹內心里渴望的。這時候嘉莉妹妹對于人與人之間價值的差別有了初步認識。德萊賽這里在描繪嘉莉對于個體價值的認知過程中，也展示了一套赤裸裸的價值對比體系，在這套體系中，每個人都在不同的層級上。當嘉莉離開工廠后來偶遇工廠的一個姐妹時，她感覺到在她們之間似乎已經有了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了。此時，嘉莉已經深刻認識到她所穿華麗衣服的符號價值，但是這進一步將她推向了消費社會單向度的思維模式：穿著體面華貴才是社會上流人物的標志，有了這種標志才可以擁有社會價值。 　　 另外，嘉莉將她的服飾與德魯埃、赫斯特伍德、百貨商場售貨小姐、萬斯夫人及百老匯大家衣著時尚的女士們相比，體現了凡布倫所說的“歧視性對比”的概念。托斯丹・凡布倫1899年給出了此專業術語的解釋：“財富水平較高的階層通過炫耀性消費來力爭區別于財富水平較低的階層，這種對比可以將人們劃分到不同的價值等級中去”[3]。在凡布倫所指的品味的金錢標準中，歧視性對比將人的價值物化成了其所著服飾的價值。嘉莉對于服飾此時的理解正印證了凡布倫的解釋。嘉莉妹妹開始將她的服飾與萬斯太太的作對比，敏銳地覺察到赫斯特伍德在和萬斯太太說話時候似乎更加機敏和奉承，嘉莉發現萬斯太太的衣著更加華麗，她的甚至遠遠比不上萬斯太太的。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情況后，嘉莉不由得憂郁了起來。顯然嘉莉此時已經受到歧視性對比邏輯的控制，不僅意識到自己的服裝或者說個體價值相形見絀，還敏感地意識到赫斯特伍德對此也心知肚明。

　　這種歧視性對比在嘉莉和萬斯太太漫步百老匯大街時更加明顯。嘉莉越發清晰地認識到服飾的社會價值及賦予個體的價值。百老匯大街男性的目光刷刷落在女人包括嘉莉身上，在這種歧視性對比的環境中，嘉莉被自己拙陋的衣著所深深刺痛：“滿大街都充斥著一種富足和炫耀之氣，而嘉莉覺得自己與之格格不入。她無論如何也不會有萬斯太太的儀態和風度，因為人家漂亮。她清楚，許多人一眼就能看出她穿得不及萬斯太太，這一事實令她難以接受，使她痛苦萬分。最后她發誓，不打扮得漂亮點兒就決不再到這兒來。”[4]嘉莉領悟到了服飾具有價值衡量的作用，無比渴望擁有更多的物品，以便像萬斯太太那樣擁有更多的社會價值。對百老匯大街的時裝秀來說，服飾更多的是顯示穿戴它的人的社會地位和品味，而非顯示其實用價值。她不僅在衣著方面十分敏感，而且在覺察哪些是德魯埃欣賞且是名媛標志的女性行為舉止上也目光敏銳。擅長表演的嘉莉很快就學會了這些上流女士得體的衣著和言談舉止。

　　小說中歧視性對比還有另外一個層面，那就是鮑德里亞提出的大眾傳媒所塑造的模型模仿：“如暴力因素一樣，誘惑和自戀的各種形式也都已經由大眾媒體提前制造好了，這些形式構成因素是形似的符號(例如女孩子要想變成碧姬・芭鐸，她們必須通過發型、紅唇或者衣著的亮點脫穎而出，也就是說，擁有碧姬・芭鐸的同樣特征)。每個人都其實在向著偶像的模樣打造自己”[6]。正如鮑德里亞探討的自戀一樣，嘉莉自身也受到大眾傳媒的影響。女演員的新聞和廣告、商店的櫥窗以及百老匯街上時髦的人群源源不斷地向她展示這上流社會女士的美景。所有這些都為嘉莉提供了供她模仿的模型，于是誕生了一顆新星―麥登達小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假名字似乎暗示了嘉莉演藝生涯及身份的虛假性。

　　除了歧視性對比，炫耀式消費也在服飾中得到了體現。凡布倫在德萊賽寫作這部小說的同一年提到“脫離工業社會的勞作這個漸進性的過程通常都是從妻子不需要工作開始的”。這種無需工作閑逸生活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服飾，凡布倫說：“女士的禮帽越優雅，其佩戴后就越不便于工作，這比男士的高帽子表現的更加明顯”[3]。此外，“那些錢途無量的人衣著打扮都盡顯他們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權力”[7]。

　　炫耀性鋪張浪費的邏輯不僅引導著人們衣著，也影響著其他方面。凡布倫說購買奢侈衣物的人們出發點大多是要遵循圈內人物約定俗成的打扮或者達到公認的品味和名聲的標準[8]。炫耀性揮霍錢財能有效地證明自己財富上的成功和社會地位。另外，優雅昂貴的衣著每一個細節的設計都是為了向觀眾傳達其穿戴者必然無需工作，如此就演變成了有閑階級的標志。高跟鞋、緊身胸衣、繁瑣的裙子、長發都不是適合工作的裝扮，但是凸顯了其穿戴者的經濟地位。更重要的是，考慮到穿戴此類服飾的多是被男人視為自己財產的女性，優雅的衣著于是更變成了彰顯她們丈夫經濟實力的一個標志。

　　但在《嘉莉妹妹》中凡布倫對于衣著的這種性別邏輯似乎顛倒了過來。在嘉莉的演藝事業蒸蒸日上之時，赫斯特伍德卻在卷公款逃走被追查出后日漸墮落，一蹶不振。嘉莉越發擔心赫斯特伍德的寒酸衣著會給她帶來不利影響。當萬斯太太說要登門拜訪時，嘉莉抱怨了赫斯特伍德的舊衣服，他在接待萬斯太太的時候也羞愧不堪，而嘉莉此時更加羞愧，擔心被其他上流社會的成員看不起[3]。但是考慮到社會習俗和她自身的經濟狀況，嘉莉無法將她的錢花到赫斯特伍德身上讓他添置件新衣。或許她內心已經接受了父權制社會灌輸給她的理念：女性即使開始自謀職業，也必須由其丈夫來支持生計。

　　嘉莉眼里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漂亮的衣服。當嘉莉發現赫斯特伍德已經喪失了曾經的聲望和地位、日趨墮落時，嘉莉決意尋找工作的轉機。當她的薪水已經從十二美元升到十八美元時候，嘉莉最先想到的是給自己買件新的松寬短罩衫，盡管她的薪水在支付了房租后已經所剩無幾。當赫斯特伍德提醒她他們還欠著小賣部和牛奶錢的時候，嘉莉拒絕支付除了衣服外的其他費用。盡管最后不得已支付了其中的一些開支，但她決意要把她的錢花到服飾上。嘉莉下定決心要離開赫斯特伍德。在她給赫斯特伍德的離別信中，嘉莉坦率地告訴他她需要買衣服，這是赫斯特伍德無法滿足的愿望，嘉莉還說：“我愿意幫助你，如果我能夠，可是我沒法維持兩個人的生活，又付房租。我要用我微博的薪水買衣裳”[4]。有了得體的衣服，嘉莉感覺才能保持和萬斯太太一樣進入上流社會，成為她渴望的理想的自己。

　　對服飾的渴望在百老匯大街琳瑯滿目的商品誘惑和萬斯太太光彩奪目的外表對比一下越發強烈。但是嘉莉所不知的是，這種對于時尚的追逐永無盡頭。正如凡布倫所說，服飾必須不僅為了炫耀而奢侈、復雜，而且要跟得上潮流。盡管尚未有理論解釋瞬息萬變的時尚現象，但是很明顯的是新奇是必須的元素。每一次換季服飾的變換更是增加了這種財富的揮霍。服裝的歷次更新理論上來說應該比之前的都更加漂亮。但是凡布倫說，這種變化多端的服裝風格實際上是一個因為擔心在激烈的炫耀性競爭中被淘汰而求生的過程，這種戰戰兢兢的求生是永無止境的。國內傳統或大眾服飾相對更為穩定，不僅花錢少，而且能歷久不衰，相比而言，時尚服飾帶來的炫耀性揮霍在本質上是十分丑陋的[8]。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時尚的就是最美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最時尚的有別于舊有的款式，部分是由于其能夠建立聲譽。殊不知時尚潮流所謂的美是轉瞬即逝的，大部分都經受不住時間的考驗。因此，美這個概念是被人為操縱了的。有這樣一種假設，即社區越是富有、流動性越強、人類之間聯系越多，服飾上的炫耀性浪費就會愈加明顯[8]。嘉莉盡管此時已經知道物品的符號性價值，但是仍不知曉時尚和美的轉瞬即逝。對于服飾的渴望已經是欲壑難填，嘉莉被困在了這種商品拜物教中難以自拔。 　　 二、迷失于符號價值中

　　本質上來講，嘉莉追逐的不是華服本身，而是衣服的符號價值。鮑德里亞說：“你所消費的并非是物品本身(即其使用價值);你是在利用物品作為符號將你與普通人劃分開來，或者將你歸入理想的那類人中，或者將你凸顯出來以便符合你所處的更高的社會地位”[6]。根據鮑德里亞的說法，這不是將物品的價值從其使用價值中剝離出來，而是“根據一個符號等級體系使得該物品通過與其他物品的不同凸顯其價值”[9]。如此，物品便被物化為了符號。鮑德里亞的符號與德波的景觀概念非常類似。在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一書中，景觀一詞所指超出了電視劇上無法留下深刻印象的影像，它指的是人類對于歷史、時間、階層―簡而言之，世間萬物―加以操控后形成的景觀對人的影響全部層面[10]。消費社會充斥的符號和影像之多史無前例。美麗的服飾、百貨商店和金錢這些嘉莉渴望的東西僅僅是符號而已，是虛假的表象，它們之所以寶貴是因為能以其符號價值彰顯嘉莉的社會地位，滿足她的虛榮心，讓她感覺自己已經置身上層社會，遠離了窮苦不堪的社會底層的女孩子們。

　　嘉莉在成名之前就夢想成為百老匯大街上衣著優雅的女士的一員。盡管她名利雙收、錦衣玉食，但是這個夢想注定是個虛妄的幻想。費瑟斯通說，消費社會的影像有一種去現實性的功能。在這個充斥影像的新型社會中，現實和影像的界限模糊不清，日常生活變成了一個美學上的概念：仿真世界或后現代文化。在這種超現實中，藝術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它融入了生產和再生產中，因此所有的事物都歸并到了藝術領域的符號下，變成了美學意義上的概念[11]。

　　在探討了有關服飾的這些命題之后，讀者此時已經看到在學習成長的過程中，嘉莉遇見阿梅斯之前始終沒有看清消費社會的虛假表象。不得不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小說的結尾，成名后的嘉莉物質構建的自我是否如赫斯特伍德一樣灰飛煙滅?或許阿梅斯給嘉莉的建議可以給出部分答案。阿梅斯乃博學之才，其知識和教育讓他得以欣賞資本主義社會中抽象層面上的歡宜之物，如文學和嚴肅劇。他建議嘉莉嘗試嚴肅劇而非總是沉溺于庸俗的喜劇。嘉莉似有動搖，但是對于調整自己的人生軌道她有心無力。阿梅斯給嘉莉指出的是通往真正藝術人生的道路，而不是膚淺的掌聲和金錢。然而嘉莉深受消費社會假象的影響，被社會的景觀所迷惑，將華服、舞臺和財富視為所謂的藝術人生，漸漸沉迷于光怪陸離的虛假影像，偏離了真正的藝術之路。

　　從另一個層面說，嘉莉的成名也使得她自己對于別人來說抽象成了一個符合價值。她苦心經營的那個麥登達小姐只是供這個社會消遣的一個影像，不是為了能夠走上真是藝術之路的形象。伊拉希也說，嘉莉把華服的光芒錯認為藝術的魅力了[3]。嘉莉陷入了一個價值交換的體系，在商品拜物教中物質構建的個體也已不復存在。

　　此外，消費如同教育一樣，都有一種修正作用，即一個人可以通過消費獲得與富人們符號性的一致，但是這種平等地位只是形式上的：“通過對比，在這種同質性抽象化了的基礎上，在言語、傳媒自由搭建起來的抽象民主基礎上，歧視的真正系統才可以運作―甚至可以運作得更加有效”[6]。因此，即使擁有了通往社會高層的階梯，嘉莉仍無法適應名人的生活方式。她討厭和那些諂媚逢迎的男人們出去，無法適應這個富人圈。或許這也可以在部分層面解釋嘉莉最終為什么仍感到恐懼，無法確定自己所處的位置。

　　再次，嘉莉討厭那些討好他的男人，或許也是在厭惡她自己，因為她曾經就做了兩個這樣男人的獵物。一旦她醒悟地認識到自己追逐的都是虛假的表象，一直飽受良心譴責的她不由得會有這種自厭之情。

　　三、迷失于單向度的思維中

　　消費社會中，追逐名利的人常常會忘記他們所渴望的其實是商品能將他們區別于眾人的價值。換句話說，他們是想獲得夢想階層中人們的認可：“在這種充滿了焦慮的人際關系中，沒有了實際價值一說，只有是否能融為一體的判斷標準，人們思考的不是‘肯定自己’或‘證明自己’，而是將自己嵌入關系網中，獲得他人的認可和正面評價。這種獲得認可的神話已經在各個角落逐漸取代證明自己的神話”[6]。更重要的是，當代西方社會愈加突出的休閑和消費活動盡管曾大受歡迎，被一些人贊譽為可以引領更加平等和個人自由的潮流，但是大部分人認為這只是增強了思想控制的力量并且誘導人們不再思考更為完善的社會關系[11]。因此，“沒有了超越，沒有定局，也沒有了目標：這個社會的特征就變成了反思的缺失，對于社會本身認識不清”[6]。

　　正是由于這種反思的缺失，當代社會的人們揮金購買商品卻無法感到滿足和快樂。迅速成名、物質豐盈的嘉莉就是鮑德里亞筆下缺乏反思的人們中的一個例子。這才是她為什么從夢想的藝術之路偏離，最終無法回到最初想要的寧靜和自如。即使嘉莉意識到了她追逐的都是虛假的表象，她也無法對其生活做出巨大的改變。這是因為她只身一人無法打垮工業社會既定的經濟秩序，這種秩序以及變成了鮑德里亞所說的單向度的架構。馬爾庫塞也曾說：“高等工業社會最大的特點是對那些尋找解放的需求的遏制”[2]。消費社會這種單向度特點有如下解釋：

　　“大型運輸和大眾傳媒的手段和方式、衣食住行涉及的商品、娛樂業和信息產業難以抵擋的產出都附帶著既定的態度和習慣、特定的智力和情感反應，而這些附帶的內容迷惑了大眾的頭腦，這是制造商竊喜不已的。具有這樣“裨益”的產品走進了越來越多的各個階層的公眾生活中，它們攜帶的教導不再是宣傳的內容，而是演變成一種生活方式深入人心。這是一種良好的生活方式―比以往都要好―因此既然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它拒絕大規模的改變。所以單向度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得以誕生，在該模式的控制下，人們的理念、夢想和目標一旦超越了既定的言行規范，變會受到抵制和制止[2]。

　　因此，要改變現狀，人們需要重新拾起批判性思維，改變已經將消費需求強加于人們身上、遏制并麻木了他們批判性思考的單向度工業社會系統。

　　總結 　　 由此可見，嘉莉的孤獨、擔心和迷茫可以概括為這幾個原因：她所追逐的其實是瞬息萬變的虛幻;她渴望通過財富名利獲得安全感和身份卻陷入了消費社會的虛假表象里面難以找到真正的藝術出路。所有這些原因最終可歸結為工業社會強加于人們的單向度思維模式。在這種所謂的民主的思維模式下，人們似乎有足夠的自由去追逐想要的東西，但是卻在物質名利的追逐中無法自拔、汲汲于享受和消費得到的符號價值并且沉浸在歧視性對比和炫耀性消費中，從未思考過什么是他們真正追逐的，他們的思想又處在什么狀態。他們需要重新審視當代社會的生活，做出改變。

　　至于困境的出路，德波提供了一些想法：一個是轉向(detournément)：否定性思維或者推翻既定的邏輯[10];再者就是喚醒民眾廢除階級概念，將工人們從被全方位控制的生活中拯救出來[10]。這種否定思維和變革意識或許會給陷入僵局的人們一些啟示和希望。因此，嘉莉的迷茫和擔憂能給消費社會的人們帶來一些啟發。從嘉莉的類似困境中汲取教訓，才能得以找到改變和抵制單向度思維模式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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